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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正义，需要两大制度：法治与民主。它们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市场的效率，必须是法治之下的效率；再分配的公平，当然须以民主程序为前提

　　延续近两年来民众、舆论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依据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目标，今年地方与全国两会热议的主题，几乎全为民生问题，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农村等等，均有涉及。从《政府工作报告》中看得出，政府也准备采取诸多财政措施，解决民众反映最为强烈的民生问题。

　　这些措施当然是十分必要的，财政拨款对于纾缓某些民众的困苦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稍加考察即可发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舆论及代表委员议论最多的民生问题均源于深层次的政-经体制。民生问题表现为财富分配的高度不均，一些生活必需品价格远远超出普通民众承受力。若以人们通常提到的概念来分析，这些问题源于一次分配过程的严重扭曲，仅靠税收支撑下的财政转移支付这条二次分配渠道，无力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过去若干年来，对于发展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认识，即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而效率，在很多决策过程中，也被转换成增长率。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就把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高速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制定法律、政策的时候，比较少地顾及制度与道德的约束。

　　由此出现了一个令人迷惑的现象：日本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经历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更高。但两国最终形成的国民财富，却完全不同：日本人经历30年增长后，跻身全球最富裕行列，出现了日本买走美国、到全球旅游的景象。同样是增长30年后的中国，大部分民众，即农民，却只是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即便是相对富裕的城市民众，也被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困扰。

　　这让人们不能不怀疑，将中国高速增长的模式与20世纪后半期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增长模式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在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失业率较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参与和贡献较高，劳动的分配率也较高，由分配和收入形成的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较强；根据经济普查修正后的2004年数据，中国的投资率为43.8%，消费率仅为54.3%，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消费率要低15%～25%。而之所以形成这种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与政府控制资源、盲目地追求企业规模、资本密集产业等等有关。可以说，中国过去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为国民创造真实财富的效率相对低下。当然，我们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的人口众多、地区差异较大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

　　当前，由于制度扭曲经济增长创造出来的真实财富，在不同人群之间的配置严重失衡。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反映收入配置不均等的基尼系数基本未变，且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日本始终是一个相对高度均等的国家。而在中国，基尼系数在过去二十多年步步走高，近几年来更是超过0.45，进入世界上收入配置最不均等的国家之列。

　　导致收入分配严重失衡的根源是法治不健全，权力制造出种种垄断，从而使不同人群参与经济活动的权利各不相同。比如，沿海新兴工业城市的就业者多为所谓的“外来人员”，户籍制度使其在本地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其结社权无法正常行使，因而不能与企业进行平等谈判，除了退出之外，只能单方面接受企业强加的工资。这种制度环境导致工人工资不能跟随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又比如，地方政府为各种目的设立及维持着程度不等的垄断企业，享有垄断利润，其员工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就业者。城乡土地分隔制度，也使农民无法分享城市化、工业化的好处，经济高速增长反而使城乡收入差距迅速扩大。

　　当然，日本战前经验已证明，这种收入严重不均等局面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甚至可以促成高速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局面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一点，近几年来已见端倪。政府提出和谐社会纲领、致力解决民生问题，也正是为应对此一严重挑战。

　　不过，要避免收入配置严重不均的高速增长之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仅依靠财政手段是不够的，需要对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及其制度框架进行进一步改革。无论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还是在再分配过程中，都需要以正义为基础。而实现正义，需要两大制度：法治与民主。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及民众的幸福来说，法治与民主本身就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它们又是效率和分配公平的前提：市场的效率，必须是法治之下的效率；再分配的公平，当然须以民主程序为前提。

　　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两会代表、委员已在民生问题的表象背后，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财政手段之外，也关注到制度变革。人们希望这种关注最终凝聚成全民共识，寻找到正确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观念、思路和方案。(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