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书生：

　　我想见到总理，当时就想提感觉到我们工资有点偏低，再就是我们子女上学问题，还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一些问题。

　　主持人：

　　当时在会上你就直接提了吗？

　　樊书生：

　　对，当时我就在会上直接提了。

　　主持人：

　　总理当时有什么回应呢？

　　樊书生：

　　总理当时就对我们工资低的情况也说了，你们工资在2007后慢慢往上回涨；子女上学的问题，有技术或高级技术的人在大中城市应该优先给予子女，就是在哪地方工作，哪地方的学校应该给予上学，不应该收取额外的费用。

　　主持人：

　　这个总理也回应了，其实就是说外地务工人员子女教育问题、就学问题。

　　樊书生：

　　总理还说了为什么你非要把子女接到城里边上学？当时我就跟总理说农村条件改善了，我说农村是环境改善了，实质教学质量水平没有往上提。

　　主持人：

　　就是你还是希望能够到大中城市的学校来接受教育，这也能够理解。这也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工资问题，还有一个是子女的教育问题，还有吗？

　　樊书生：

　　有。还提养老保险问题，像我们年轻，现在还能干得动，感觉没什么负担，到将来老的以后将要面临一些负担，就是看病或者怎么了，我们也是想在城里打工这几年，城里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我们外出打工是不是能享有养老保险。

　　主持人：

　　就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的问题？

　　樊书生：

　　对。

　　主持人：

　　因为这12个人里，农民工的代表就你一个人，对吧？

　　樊书生：

　　对。

　　主持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提的这些问题，其实不仅仅代表你个人的，是代表所有农民工兄弟的？

　　樊书生：

　　对，我们当时也有想，也是我们大家伙在一块都是想到这些方面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在12万的网友留言当中，我大致统计了一下，光关于农民工的留言到目前为止就有6000条了，总结起来主要有“三大难”，一个是就业难，第二是维权难，还有是子女教育难，这“三难”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呢？

　　李强：

　　其实如果中央调整政策来看，2003年以后，在政策上逐年都开始做调整。2003年最开始，实际上是调的和户籍相关的利益关系，因为农民工最初是因为户籍造成的，就是你的户籍在农村，所以你不能享受城市人的一些福利待遇。2003年以后就逐渐调整，比如说养老保险，很多的地方在做试点，他们主要解决问题是流动人口怎么解决，因为你有一个固定单位，你有养老保险将来在这个单位，那如果他频繁换单位怎么办？最近也有一些试验证明是可以的，也就是说你储蓄这笔钱可以在单位之间转移，或者是你离开这个单位，可以把个钱退给你。

　　类似的试点，全国现在有一个好处是各地都在做试点，很多不同的试验也在做。当然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的难点，因为我们全国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按高的统计，大概有1亿4千万到1亿5千万人，按低的统计，也差不多有1亿1千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也不是很准确，因为民工的数量很难统计，大概1亿1千到1亿4千万人，你想为这个体制来建一个保险，或建一个养老、医疗的话，难度还是相当大的，更何况还是流动的。

　　我觉得现在一个好的趋势就是政府很重视，最近几年的政策，每年都在做调整，很多试点在做，所以我想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做，再有几年时间，我们会逐渐形成一套稳定的、能够保障农民工利益的这样一条制度体系。

　　主持人：

　　可能没有办法普遍地保证所有的农民工群体，针对他们，但是我想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不是有一些能做到的首先做到，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几条提议里面提到的签合同的问题，和员工签合同的时候，都是企业出的统一合同，这样员工就没有商量的余地，所以很多农民工都在网上提出来法律，“我们可能不懂法律，有没有人来帮助我？”

　　彭伟祥：

　　“两会”之前，就是前两天网上有一篇报道，我看到后很震撼，就是在南方，有些部门把一些农民工的维权法印成小册子去发，但是很多农民工不以为然，最后弄得火车站遍地都是这种小册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在农民工维权当中，包括一些法律援助的时候，并没有做到位，可能农民工需要的不是这种法律读本，而是要实实在在的一些组织。比如说有些农民工在一些大企业里，有没有工会，有没有一些维权的组织，可不可以形成一个机制来跟老板就签订合同、欠薪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一个平等、一博弈关系没有形成，完全是个人对集体，现在维权当中的成本就很高。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