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前公开披露，接受调查者还有上海市委原副秘书长孙路一，上海社保局原局长祝均一，宝山区原区长秦裕，上海市国资委原主任凌宝亨，上海电气原董事长王成明，上海电气原执行董事韩国璋，新黄浦集团原董事长吴明烈，上海国际赛车场有限公司原总经理郁知非等等。

　　这一系列涉案者关系错综。如郁知非2001年底辞去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后，其接任者即为王成明；而王成明亦曾担任华安基金董事长，与韩方河共事有年；吴明烈早年为黄浦区房地产管理局局长，后由新黄浦置业董事长改任华闻控股副总裁；陈良宇之子陈维力曾任申花俱乐部副总经理，后任华闻控股旗下的中体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国资委一位人士曾就此评论：“这个圈子并不大。”

　　围绕这个圈子，发生了一系列黑箱运作，其基本线路可归纳为：政府主导大型项目或优良资产的招标转让；社保资金通过委托贷款为商人垫资；拥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凭空获得项目合同或优质资产。

　　以2002年3月福禧投资以32亿元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收费权为例，此次路权转让事发突然，所谓“竞标”事前毫无声息，事后亦无公开资料证实，暗箱操作明显。

　　又如2004年上海电气改制上市，福禧投资作为发起人持股10.54%，但近10亿元的股权款“欠交”至今。

　　有关部门至今不曾披露上述交易内情，但其共同买家均是一度扬名上海滩的“神秘富豪”张荣坤。如今人们已知，其财富源头不过是违法拆借的社保资金，以及近百亿元之巨的银行贷款。

　　张荣坤的乍兴与忽亡，令人联想到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毅。同为崛起于闾巷之间，均显神秘而低调。从周正毅到张荣坤，从房地产到高速公路，“问题富豪”们的发迹史正是官商勾结的鲜明写照。

　　强势政府转型

　　运用政府之力，将多家企业捏合为集团，已成上海经济的一大特色。进入21世纪，上海在2003年把上海一百、华联、友谊、物资四大集团重组为全国最大的商贸集团——百联集团；2006年，又把农工商等五大食品集团整合为光明集团。

　　这种行政色彩浓郁的资源整合方式，已日显局限性。总资产达700亿元的百联集团规模虽居全国第一，但成立三年来，每年净资产收益率都在下降。光明集团原有的五家公司资产结构庞杂，跨越多个行业，其整合难度更甚于百联集团。目前上海大型国企的领导人行列中，不乏局级乃至市级领导的身影。

　　政府掌握资源过多，而监督力量又显薄弱，极易滋生腐败。与之相关的另一个现象，则是上海私营经济生存空间狭窄，实力强劲的民营企业在全国屈指可数。

　　政府强势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已有隐忧。学界曾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形象地称之为“起吊机经济”——通过修桥、修路、盖房子的固定资产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通过外延资金投入的经济，并不能完全激发其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投资放缓，发展也就受影响。

　　早在2004年2月，上海市长韩正在出席上海政协会议时即坦承，他注意到不少传媒将上海缺乏企业家的原因归结于“政府太强”，今后希望通过“强势政府+强势企业”，形成上海的“强势经济”。

　　时至2006年3月，韩正又到上海市社科院布置下13个课题，探讨上海前15年的高速增长是否能延续，已表现出其对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有所反思。

　　2007年1月28日，上海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上，韩正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政府部门直接或间接干预企业具体经济活动的情况仍然存在，有些方面还在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有的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相对滞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力度需要加强。”

　　这是上海市政府第一次正面反思强势政府的弊端。由强势政府转变为“小政府”，由全能包办变成公共服务，当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胡润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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