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锻造出潜规则

　　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安监总局联合下发的通知，明令9月22日前，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撤出对煤矿的投资。

　　再早一点，2005年2月2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由副部级提升为正部级。此前的2004年，山西省推出了新的补偿标准，煤矿事故死亡矿工的赔偿金不得低于20万元。

　　2006年3月2日，山西省发布《山西省煤炭资源整合和有偿使用办法》，规定省内年产9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进行关闭或整合。截至3月，全省上报整合矿井1406个，这意味着山西煤矿数量将减少三分之一；并规定，到2007年，经整合后的煤矿生产能力不能低于30万吨。

　　但是，中央政府的高压并未能完全遏制住矿难。

　　2005年上半年，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公布的各类伤亡事故情况，全国煤矿企业发生特别重大事故4起，死亡366人，同比增加1起、260人；发生特大事故20起，死亡338人，同比增加5起、116人。

　　山西的矿难也是层出不穷。根据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2006年11月16日的公布，11月5日发生在山西同煤集团轩岗公司焦家寨煤矿的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47名矿工遇难；12日发生在山西晋中市灵石县王禹乡南山煤矿的特别重大爆炸事故，造成34名矿工遇难。中国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也通报，在10月24日至11月7日的14天内，山西连续发生两起煤矿特大事故和两起特别重大事故，已造成102人死亡。除上述事故外，10月24日山西太原市万柏林区耙沟煤矿井也发生爆炸，造成11人死亡；11月7日太原市万柏林区王封乡冀家沟村土圈头煤窑井下透水，造成十人死亡。国务院为此批评山西省政府防止矿难不力。

　　政府的高压，并没有遏止住山西的矿难频发，只是加大了矿主们的风险系数。

　　这时，矿主们更乐于把高额的利润拿一些出来，献给那些腐败的官员，以谋求保护。一位矿主不无深意地告诉记者：“一切都事在人为”。

　　纵使是合法的煤矿企业，山西一个熟悉煤炭产业的记者告诉本刊，大概有27个部门和单位能够插手煤矿的事情。

　　在“侯四”煤矿打工的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侯四”开个煤矿，凡是能有点权能来查的部门都会来查，“随便开个车来查一下就是几万块钱，没有钱摆不平的事，黑煤矿背后都有大大小小的后台，否则根本就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在地方政府和煤矿企业主之间，有着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在中央高压下，办合法证件的难度太大，风险也太高，煤矿主通常会自己暗中开矿，相应的酬金也暗中给。只要不出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双方均获益。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煤矿食物链被偶然打破

　　兰成长之死，使得一直以来在山西煤矿运行的潜规则被打破，一个俱损的局面出现：黑矿主侯振润将会面临牢狱之灾，媒体人员兰成长被打死，而地方政府将面临着失查的处分。但是，这条利益链条的断裂，实际发端于一些偶然因素。

　　据《中国经济时报》报道，兰成长和常汉文初见侯振润，常汉文问道，“你们矿没有手续，怎么开的？”侯振润即表示，“啥意思？不行给你们拿点钱算了。”

　　大同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科科长李登明告诉记者，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煤价萎靡不振时，大同并没有什么记者前来。但从2000年起，煤价飚升，变成黑金，各路记者都蜂拥而来。这一点在山西省吕梁市也非常典型。吕梁市文化新闻出版局副局长杨志明说，“最近两年，吕梁市乃至山西省的假记者十分猖獗。有不少人上午还摆小摊、卖烧烤，下午就跑到突发事件现场去采访了。”

　　其实，矿主打记者的情况一般是并不多的。大同本地的一位记者即告诉本刊，一个合法煤矿，会有近三十个部门和单位插手。这时矿主是宁愿从煤矿的暴利中出点血，并不会轻易和记者这类“有权者”闹僵。“全山西每个煤矿，要想挑毛病，恐怕都轻而易举。”

　　但是侯振润没有能够忍住。在兰成长到矿上之前，已经有七拨记者前来。当他接到兰成长的电话时，正在大同市吃午饭的他忍不住对一起的人骂道：“他妈的，又一帮记者上去了。”

　　这一次，他给某报驻大同的工作人员打了电话，询问如何辨别真假记者。在明确了新闻出版总署的记者证是判断标准后，他想惩诫一下这些假记者。而且，他那天还“喝高了”。 “他可能没想到，下手太重了一些。”《大同日报》一位记者说。

　　甚至在殴打了兰成长等人之后离去时，侯振润还扔下两千元钱。“这就是一种普遍的做法，知道你是假记者，打一顿，但是钱还是给一些。”一位知情的矿主这样来解释这里的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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