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资料还需审批，太费周章，现在简便得多了，直接买注册证书，有了证书就能投产。药监局明码标价，快的是多少钱、慢的是多少钱，决不含糊，企业都提着现金等候召见，绿色通道变成了‘黑’色交易大厅。一个普通新药的证书叫卖到200多万元，好一点的1000多万元，‘换马甲药’便宜，5万到20万。有一家企业一个星期报了两个新药。”

　　不作为

　　从1988年自药学系毕业后来到药厂的药物研究所工作，到后来担任了制剂室主任，高纯面对自家企业的造假行为心情极为复杂：“真没想到‘跑外线’就是技术研发，我们组大部分工程师都不能认同。他们每逢需要在申报材料上签字时就装病推掉，我则暗暗地搜集证据准备举报。”

　　1995年2月，这家企业药研所所长罗永清从上海一个药研人员私人手中买了一种叫“盐酸特拉唑嗪”的进口成药，令科研人员将该药片剥出，不做试验，直接换个瓶子冒充科研新药送检省药管部门。“这些药片上有生产厂家的防伪标志，送检肯定不合格，没想到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真的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1995年5月，高纯一封署名举报信将罗永清作假过程告了个底朝天，还同时举报了克拉霉素原料、克拉霉素片剂、环丙沙星胶囊三种新药有作假行为。

　　“5月20日药政系统有人与罗永清商定，准备将存放于省药检所的假样换掉，然后状告我诬告领导、破坏生产。幸好一位正直的朋友偷偷打电话通知我有牢狱之灾。”急红了眼的高纯跑到药检所就吼：“假样就在化学室主任的倒数第二个抽屉里，一共是6瓶，标签是我们厂的。谁要把它换了我就跟他拼命！”

　　1995年8月21日，该省药政局经过调查证实，这家制药厂药物研究所在新药盐酸特拉唑嗪片的研制中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的情况，已取消了其临床申报资格，但对另外三项举报并未作出处理。来自国家药监局的材料显示原因是“对原始资料进行了核查，尚未发现作假行为”。

　　高纯表示：“因为我受到了威胁，最后只坚持了1项作假必须确认，其他3项的样品都被换掉了。”

　　而造假的罗永清曾在接受记者采访中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他升任副总经理。 (新民周刊)

　　高纯的不依不饶被一些药监官员视为“纠缠”。“他们指责我不应该举报，损害了企业的利益。”

　　但高纯认为药监系统内部还是有不少热心的官员。为了等候局长接待和处理结果，2000年寒风凛冽的早春3月，一贫如洗的高纯曾露宿在国家药监局大门旁的西直门立交桥下，度过了难忘的24天，是一位负责信访接待的任老师给他饭吃和热水喝。

　　“李鹏、朱镕基、温家宝三位总理都对我的举报批示要严肃查处，任老师还把我的案子做成专题送到郑筱萸处。”

　　材料就放在郑筱萸的桌子上，任老师跑了3趟，郑筱萸都没有任何表示。他只好回来对高纯说：“我无能为力。”

　　“国家药监局渎职、不作为的‘示范效果’比企业造假更可怕。”“打假医生”陈晓兰告诉记者。她和高纯一样，举报假冒伪劣医疗器械也有近10个年头。在3年9次局长的接待、自费往返北京30余次举报同类的假冒伪劣医械无果的前提下，不得不决定起诉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并于2006年7月24日上诉至北京市高法行政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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