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环境污染

　　“潘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敢于直面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在与潘岳的几次接触中，记者发现，潘岳似乎总在让人们学会，如何从更高的视角看待环境污染问题。“眼下，拉动GDP的基本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以造纸企业、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为主。”潘岳对记者说。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使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中绝大多数的污水管道不配套，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形同虚设，600多个城市中，只有270多个城市有污水处理厂，但其中有60%以上没有使用。城市垃圾大部分采用简单填埋，小城镇和农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潘岳称：“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大量存在，已经有1.5亿亩耕地被污染，农村的环保设施基本上为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都不具备，其他的目标又何从谈起？”潘岳反问道。

　　更让他感到难堪的是，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迅速展开了化工行业的污染调查，结果却发现：2万多家石化企业基本在江河边和人口稠密的饮用水源地。更为严重的是，45%的化工企业存在严重环境风险隐患。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环境污染不仅危害群众健康和社会安定，更严重影响国际形象和对外贸易。”潘岳说，我国水污染物化学耗氧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环境履约的压力大。近年来，发达国家提高环境标准，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仅欧盟在机电和家具领域提出的环保新要求，就使我国每年损失130多亿美元贸易额。

　　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潘岳认为，“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不能拼消耗。

　　用好“环评”这把剑

　　潘岳曾自称“最年轻的老部长”。他先后任职于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几乎在每一个部门都曾留下若干传奇经历。

　　今年47岁的潘岳给手下的印象是干事麻利、咄咄逼人。而最让手下称道的，是他做事的魄力。2004年9月，获悉株化集团向湘江排放高浓度酸性废水后，潘岳亲自带领“清理整顿不法排污企业保障群众健康环保行动”督查组到现场突击检查，并对其严肃查处。

　　山西省、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交界处的保德县、河曲县、府谷县和准格尔旗所在区域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污染“黑三角”，分布着大量规模偏小、生产方式落后、环境污染严重的焦炭、电石、水泥和电力企业，区域大气和水环境污染十分严重。同年12月24日至26日，潘岳又带队赴“黑三角”进行明察暗访，并由此掀起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围剿污染企业的攻坚战。

　　2005年，刚刚接管环评工作没几天的潘岳发现，“环境影响评价”是环保总局没能用好的“尚方宝剑”。三次环保风暴，潘岳靠的正是这把剑。

　　潘岳设想，有了规划环评这项法律制度，就可以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综合决策之中，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环保部门可以按照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和容量要求，对区域、流域、海域的重大开发活动、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提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建议，以保证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不过，尽管环保审批严格，但由于跟踪监管能力不到位，导致许多项目正式投产后都未兑现当初的环保承诺，在当地政府庇护下使环保“三同时”(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设施以及综合利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制度流于形式。如河北省唐山发电厂落实关停5×50MW小机组问题，部分违法项目毫不理睬环保总局责令停止建设和限期改正的要求，继续建设和运行。

　　“此次执法行动直接查处的金额表面上看，似乎比前两次略小一些，但是因为区域限批而可能停止和延缓的项目金额也许会达十倍以上。所以，无论从波及的范围还是力度上，此次环保执法都要超过前两次。”潘岳承认，第三次环保风暴的难度更大，而他本人所承受的压力也更大，但不能有丝毫的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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