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的权益保障存在着一系列漏洞

　　一个偶然机会，郭增光被介绍到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听过他的讨薪遭遇后，该中心主任佟丽华当即决定为他提供法律援助。

　　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律师时福茂，被指定为郭增光一案的援助律师。在他看来，“从这个案子，可以看出政府在保障农民工权益时存在的一系列漏洞”。

　　这个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工作站，成立于2005年，它是由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中心和致诚律师事务所联合组成，专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

　　一年多来，这个工作站总计受理了940起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并为1905个农民工追讨回工资570多万元。在这个20多平方米的工作站里，挂满了欠薪农民工送来的锦旗，其中最多的一面，有172个农民工的名字。

　　但这个数字，与中国社会庞大的欠薪农民工群体相比，无疑是沧海一粟。据工作站的一份调查，有三分之二的农民工被欠薪后会选择忍气吞声，近三分之一的农民工会选择暴力解决，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农民工，才会选择司法援助。

　　另据调查，劳动监察部门，往往是农民工权益被侵害后最先求助的部门，但在工作站提供援助的1049件案件中，经过劳动监察部门将工资讨回来的只有17件，只占到总数的1.6%。

　　一位法律专家指出，劳动监察没能发挥应有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监察人员的数量严重不足。以北京市为例，某些区的外来农民工达到上百万人，但劳动监察人员不过二三十人。除此之外，部分工作人员不负责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工作站的一位律师透露，在他援助过的一起工伤案件中，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竟要求这名农民工，把工伤发生经过，以Word文档形式存入软盘交给他。

　　更有甚者，这个律师带着被欠薪的农民工到某劳动局请求帮助，一个副局长竟然当着他们的面，在电话里对包工头说：“把钱给他们点吧，先把他们打发走算了。”

　　“由于包工头的存在，使农民工的维权途径变得更加曲折。”时福茂说，“农民工本应与用人单位直接签订劳动合同，但现实中，他们往往都直接跟‘包工头’干活。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监察部门会认定农民工与“包工头”之间是雇佣关系而非劳动关系，不予受理。而法院通常又认为，劳动争议必须先由劳动监察部门仲裁。这样，农民工就成了皮球，被两头踢来踢去。”

　　郭增光曾一再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在几年的维权中，几个相关的劳动监察部门都认定，他和曲文坡之间的债务关系属于经济纠纷，劳动部门管理就是越权。

　　为了让某劳动监察部门出具一份书面答复，作为起诉曲文坡的仲裁依据，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时福茂总共去了这个劳动监察部门7次，才得到一份“不属于《劳动法》调整范围，不予受理”的《告知书》。

　　与此同时，2004年1月13日,郭增光在北京丰台区的某个工地找到了曲文波。坐在办公室真皮座椅上的曲文坡，斜着眼瞥向郭增光，问：“你找我干嘛来了？你不是告我去了吗？”

　　“是啊，劳动局说了，要我再找你好好谈谈，别把事情闹得太僵。”郭增光只好陪着笑脸。

　　“好吧，我给钱，不过我说多少就多少。”曲文坡拿出计算器，边算边说：工程质量出了问题，得扣几千；工地东西丢了，还得扣几千；再扣去办暂住证和伙食费用，郭增光倒欠曲文坡2000多元。

　　“不过我不和你计较这些，这钱就到此为止吧。”曲文坡笑道，“你现在这么惨，还和我斗什么呀？”

　　郭增光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曲文坡，大声喊道：“我不会妥协的！我要和你斗到底！”

　　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

　　2005年5月23日，在搜集了相关证据后，时福茂律师和郭增光来到北京市某法院，对曲文坡提起民事诉讼。

　　该法院同意受理该案，但同时提出，郭增光等68人要分别起诉，分别立案。这意味着，68个人每人要准备3份起诉状，备好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每人一份相同的证据。

　　如果按照68个案件受理，每个案件50元受理费总计就是3400元,这笔开支，郭增光早已无力交纳。时福茂向法院申请减免，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他，必须每人提交一份减免诉讼费申请书和一份户口所在地村委会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

　　在准备了厚达680页的诉讼材料后，2005年12月15日，法院判决，由被告曲文坡支付郭增光等人的工资款。郭增光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然而判决宣布后，曲文坡的手机停机，原先的家也已拆迁。找不到人，法院无法执行。判决书又成了一张空文。

　　直到今年9月，在老家打零工的郭增光获悉，一个住在50里外的村里的人，和曲文坡常有生意来往。郭增光连夜赶去，恳请那人说出曲文坡的下落。

　　“我要好处费！”那人开口向郭增光要3000元。郭增光好说歹说，递给他1000元。那人翻来覆去数了三四遍，把钱揣进兜里，给了郭增光一个手机号和曲文坡所在的工地地址。

　　10月18日，时福茂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5日，法院通知郭增光，已经找到曲文坡，并扣押了他的机动车行驶证。曲文坡答应支付3万元，以执行和解的方式结案。郭增光同意。

　　11月6日，曲文坡开着辆黑色捷达车来到法院。他“夹着个公文包，一身黑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

　　“郭增光，你来啦。”见到郭增光，曲文坡抬手打了个招呼。

　　“你们来啦？你现在好吧？”郭增光回问道。

　　“好得很！”曲文坡说着“露出志满意得的笑容”，与郭增光擦肩而过，上楼还钱去了。

　　第二天，郭增光特意赶回老家，将这一幕告诉了在家的工友。工友们感到这是个“奇迹”，“这么多年，还没听说过谁被欠了钱还能要回来的。”

　　“老郭，你说曲文坡会不会安排了人，一出法院又给我们把钱抢回去啊？”还有人表示出这样的担心。

　　郭增光听着，觉得鼻子一阵阵发酸。

　　“有人说农民工不懂法，所以讨不回薪。可我把法背得滚瓜烂熟，有律师帮助，又有确凿证据，还是费了这么多周折。”郭增光不解地问，“你说说，我们要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为啥就这么难？”

　　谁来支付这笔巨额的讨薪成本

　　11月22日，农历小雪，北京迎来入冬以来气温最低的一天。

　　郭增光又重新开始他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这是一个学校礼堂的改建工程，工程量不大，20多个工友同住在工地边临时搭起的工棚里，10多平方米的地儿，搭成简陋的上下铺，睡觉时头顶着脚。穿堂风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割一样。

　　工棚边的水龙头“哗哗”淌着水。一个工友刚用它冲过凉水澡，另一个工友开始洗衣服。

　　“工头说，过些天等真正冻了，他就给我们买台电暖气。”郭增光对眼下的居住条件还算满意。他住过条件最差的工棚，是一个刚完工的地下车库，工地上的积水离他的床沿只有几厘米，上面飘浮着下水道的排泄物。

　　在北京呆了10多年，郭增光参与建设的楼盘不下40座，但他依旧栖身在这样一个简陋的工棚里，一只30瓦的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幽光。抬眼望去，周围的高楼灯火通明。

　　这几年，郭增光家仅有的储蓄，都代曲文坡还了工钱，还欠了一屁股债，全家开支降到了最低点。他穿着一件暗灰色的薄夹克，是地摊上买的，只花了25元。两条袖子磨得已看不出颜色，打满了补丁。

　　原先那把牙刷，他用了三四年，一直没舍得换。妻子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一把牙刷只能用3个月，便花3元钱给他买了把新的，顺带还买了个搪瓷杯子。这是几年来他家唯一添置的新物件。

　　郭增光说，他想把这些年的亲身经过，写成一篇纪实文学，题目就叫《谁是赢家？》。

　　“工友、律师、政府部门，法院，谁是赢家？”他望着夜空长叹，“没有！只有曲文坡是赢家。”

　　5年来，为了讨薪，他找过曲文坡40多次，先后登门劳动监察大队14次，区法院11次,市中院3次。他还去过市政府、人大、建委、劳动局，以及农业部、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十多个部门。

　　从河北老家到北京，他共往返100多趟，每次仅车票就是70多元。他自己算了一笔账，为讨回属于自己的600多元欠款，他直接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用餐费，累计达7000多元。

　　这还不算援助律师所花费的成本。为帮助郭增光讨回工钱，时福茂律师直接支付的交通费、餐饮费、住宿费、复印费等共计1900多元。仅是68个工友每人三份的诉状，每份7页，摞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叠，“这也都是钱啊！”

　　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至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的调查结论是：为索回这1000亿元欠薪，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

　　由于和曲文坡打官司，前些年，北京的包工头没人敢雇郭增光，甚至在县里他也呆不下去，只好在乡里打点零工，每月仅有五六百元，却还常被欠着。

　　眼下这工头，给他开的价是一天40元，依旧是口头承诺，没有合同。

　　“你就不怕他也欠你吗？”记者问。

　　“怕，可哪儿不是这样，我有什么办法？”他叹了口气，“唉，有活干，就总还有希望；不干，就是死路一条。”

　　上月中旬，郭增光的妻子也来北京打工，给一户人家带孩子。虽然到北京20多天了，可夫妻俩只见过一面。据说，雇主对她很满意。

　　“这是个好兆头。”妻子来的那天，“以往从不信邪”的郭增光，特意找算命先生算了一卦，“先生说，我这几年命里注定走背字，明年稍微好些，后年就能彻底翻身了。”

　　在郭增光身后，是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不远处一座豪华商场门口，立着一尊三人多高的石狮子，身上刻着“百世太平”。前来购物的人们川流不息，欢声笑语。

　　(来源：中国青年报，作者：林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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