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14日下午2点，北京市大兴区法院正在举行一个农民工领取欠薪的仪式。郭增光代表被欠薪的68个农民工，从法官手中接过了包工头曲文坡支付的3万元工钱。

　　现场来了很多记者。一个女记者把录音笔递到郭增光嘴边，问道：“你对今天的结果满意吗？”

　　“不满意！”郭增光回答得很干脆。

　　这个回答显然出乎记者的意料。她愣了愣，又问：“那你对执法满意吗？”

　　“这个……差不多吧。”郭增光想了想，把下半句话咽了回去：“这本来就是他们该做的，有啥好往脸上贴金的。”

　　郭增光“一肚子怨气”。他奔波了整整5年，才讨回这笔原本属于他们的血汗钱。这场旷日持久的讨薪，耗尽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换来的只是这样几个数字：在68名农民工中，最多的郭增光，讨回639元，最少的一人，仅174元。

　　随后发生的一个小插曲，为这个故事留下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注脚：当郭增光把讨回的600元工钱存进银行时，验钞机查出，其中一张100元是假钞。

　　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33岁的郭增光，家住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石亭镇东龙泉村，从1992年外出打工至今已有14个年头。如果不是最近5年耗费在讨薪路上，他为自己描绘的“美景”差不多就伸手可及了。

　　1999年，郭增光是北京西站站台改造工地上的一个小工长，在那个北京市职工人均月收入仅千元出头的年份里，他一个月能拿到1700元钱。在村子里，“能把BP机、手机和摩托车都凑齐的”，他是第三个。

　　2000年，郭增光娶了邻村“公认最漂亮的姑娘”。他梦想着，再好好干几年，到35岁之前，成立一个自己的施工队。

　　2001年10月，一个叫曲文坡的包工头，打着河北省定州市某建筑公司的名义，到村里招工。村里的人公认郭增光见过世面，推选他去谈判。如果工钱合适，就让他当头儿，带领大伙儿出去“闯世界”。

　　曲文坡给出的工钱是，大工每天40元，小工30元。郭增光掂量了一下价钱，虽不算多，但还是答应了。

　　出门那天，一个工友兴奋地对郭增光说：“老郭，多谢你啊。今年能过个好年了！”

　　但郭增光怎么也想不到，从带着68个工友迈进曲文坡在北京的工地那天起，他的生活就“全乱套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条件那么差的工地。”郭增光回忆说。

　　按建筑工地行规，农民工的伙食费通常由包工头承包：先确定每天的伙食标准，然后再从工资里扣除。曲文坡给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5元。

　　由于干的是重体力劳动，工人们的食量大得惊人。“一斤三个的馒头，多数人一顿能吃四五个。”郭增光说，“我们打工的，从不指望吃好，管饱就行。”

　　但在曲文坡的工地上，这个起码的要求都不能满足。据郭增光回忆，刚来的那几天早上，喝的是稀得见底的咸菜粥，中午和晚上送来的馒头和白菜汤，“量很少，根本吃不饱”。郭增光反映了好几次，情况也未能改善。

　　安全也没有保障：脚手架上没有防止高空坠物的安全网。郭增光曾好几次亲眼目睹，一块块的砖头从空中掉下，在正干活的工友身边砸下一个个坑。

　　更要命的是，在这个工地上，安全帽都是稀罕的东西，“只有曲文坡和几个穿西服的人戴过”。

　　有个工友施工时，左手虎口不慎被电锯拉出一个五六厘米长、3厘米深的口子，血“呼呼”地往外涌，众人手忙脚乱拿着毛巾捂伤口，可没一会儿就被血浸透。有个工友拿着杯子在下面接着，“不到半分钟，血就灌了满满一杯”。

　　伤者被送往医院，医生开出一张600元的药单。郭增光连忙给曲文坡打电话。

　　“那么多人，我哪儿管得过来。你们自己不小心，就得自己想办法！”曲文坡说罢就挂了电话。郭增光再打，手机关了。

　　没办法，十多个工友翻遍口袋，好不容易凑齐了这笔钱。

　　回到工地后，郭增光越想越不是滋味：“吃也吃不饱，安全没保证，在这儿干下去，能拿到工钱吗？”

　　次日一开工，他找到曲文坡商量：“曲老板，这么多人，咱们签个合同吧。”

　　“什么？合同？”曲文坡有些诧异，但他转而露出笑脸，拍拍郭增光的肩膀说，“老郭，放心，都是河北老乡，我不会坑你们的。”

　　郭增光还是不放心。接下来几天，他不断找曲文坡，还是要求签一份用工合同，“前前后后找了不下10趟”，但曲文坡却以各种理由敷衍。

　　有一次，曲文坡似乎被逼急了，他对着这个“破坏行规”的刺儿头一阵怒骂：“哪家工地签合同？你们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多的是人等着呢！”

　　警察们连吼带叫，押着60多个民工回了派出所

　　郭增光交涉失败的消息，在工友中间慢慢传开来。眼瞅着可能拿不到工钱，60多个农民工的想法出现了分歧。

　　有4人当天晚上就收拾工具，离开了工地；有些人则劝郭增光：“算了算了，签啥合同，忍忍吧”；还有人主张：“揍他，看他还敢不敢不给钱。”

　　“老郭，都是河北老乡，这么着就把工程停下来，不大好吧？”看着工程完全停了下来，曲文坡主动找到郭增光商量。

　　“曲老板，签个合同，大家就会安心干活了。”

　　“嗨，老郭，你跟着他们闹什么闹，我和你一个人签不就得了吗？”

　　郭增光火了：“曲老板，我把人带出来的，我就得负责到底！”

　　“那咱们就走着瞧。”曲文坡甩下这句话，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工地上突然来了几辆警车。警察们连吼带叫，指挥着60多个农民工排成一列纵队，押往派出所。路上有许多行人围观调笑，郭增光走在队伍中间，脸臊得通红。

　　到了派出所，警察才告诉郭增光，有人打电话来举报，说郭增光他们没办暂住证。

　　“在老板那登记了，他不给办，说得花钱。”

　　“那就叫你们老板来！”

　　郭增光硬着头皮拨通了曲文坡的电话。“我知道，我正在想办法把你们弄出来呢。”说罢，曲文坡挂断了电话。郭增光再打，对方关机了。

　　“我×，说不准就是这王八蛋把我们举报的。”一个工友骂道。此时，他们人挨着人，被关在派出所后面的小院里，已饿了一整天。

　　晚上，饿急眼的工友们一商量，排成一排往外冲，值班警察作势挡了挡，见挡不住，就任由他们去了。

　　“这个工地是怎么也干不下去了。”回到工地，郭增光找了四个帮手，算出了60多个人20多天的工钱，总计33735元。他拿着单子，找到了曲文坡。

　　“哎呀老郭，我手头紧，一时周转不开，年前我一定把钱给大家。”曲文坡看也不看单子说。几天后，他的工地上又来了一批农民工。

　　在和曲文坡达成口头协议之后，2001年11月6日，郭增光和工友们踏上了返乡的路程。此时，他们离家还不到一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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