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2日电 题：为什么说“修昔底德陷阱”是个伪命题？

　　作者 钱乘旦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近日，美国反复以中国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被击落为借口，在国际舆论场上炒作所谓“气球事件”，使本来已趋缓和的两国关系再起波澜。近年来，中美关系备受全球瞩目，两国关系起起伏伏，美国对中国反复无常的态度反映了怎样的心态？这个答案，或许可以从美国炮制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入手，略窥一二。

　　事实上，“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是美国的障眼法，用一个好像深奥无比、蕴藏玄机的新名词把人吓唬住，其真相如何反倒无人探究。为了不跌入“陷阱”，需要回归历史本身，揭示“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究竟为何。

　　“修昔底德陷阱”的真相

　　公元前431-404年，古希腊发生过一场战争，交战的双方是两个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以及各自领导的城邦同盟，这场战争就是后世知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在历史学家看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雅典帝国主义”，即雅典试图控制整个希腊，为此不惜动用武力。《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在书中提到，雅典日益强大，斯巴达人虽清楚这一点，但仍保持冷静，并不加以干涉制止。随着雅典势力达到顶点，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斯巴达人感到无法容忍，决定发动战争。这是对事件的客观陈述，为历史学家所公认。值得称赞的是，修昔底德身为雅典人，还担任过雅典的最高官职将军，对战争的解释如此客观，难能可贵。

塔纳格拉战役，公元前457年，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役。摘自哈钦森的《国家历史》，1915年出版。视觉中国 供图

　　修昔底德的本意如此，但却被美国人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歪曲利用。他曾担任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也是哈佛大学教授，是典型的美国“智库”人士，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为给21世纪的中美关系定性，他援引历史，杜撰了“修昔底德陷阱”，称史上发生过无数次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事例，且多数以战争结局。他特别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性，说这次战争的根源是新崛起的大国德国挑战了当时的大国英国，从而引发战争。正如同雅典挑战斯巴达，斯巴达便发动战争，最终导致希腊的毁灭。

　　以此来看，“陷阱”理论的多重弦外之音就清晰了：将中美两国嵌入，即中国挑战美国，两国就必有一战，因此美国要做好应付中国的准备。不过，此弦之外还有他音，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

　　弦外之音的第二声，在于调换了雅典与斯巴达两方的立场。斯巴达和雅典，谁是新崛起的大国、谁是现存大国并不明确，因为那时没有现代统计学，无法衡量谁比谁更强。人们只知道古代希腊世界有几百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是其中最大的两个。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也许雅典本来就比斯巴达强，因此它更加冒进，更愿意执行帝国主义政策；斯巴达则比较谨慎，更专注于内部事务。但将斯巴达定义为现存国家、将雅典定义为新崛起国家，定位可能并不准确。

　　“陷阱”理论却将战争责任归于斯巴达，背离了现实：它不能接受雅典的崛起，于是发动战争。但令人感到迷惑的是，当这个理论被套用于一战时，指责的对象却是作为新崛起大国的德国：德国的穷兵黩武和扩张野心威胁了英国，而作为“现存国家”的英国是被迫卷入战争的，它原本不愿与德国打仗。回归历史本身看一战，其本质却是两个军事集团互相厮杀，将一战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德国是不公正的，两个集团都应该承担责任。

　　在这个貌似有理的逻辑后面，似乎有更多的弦外之音：在西方思维模式中，斯巴达一向是强权、专制、军国主义、蛮横无理的象征，雅典则代表民主、自由、理性、智慧等，是西方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一定是正确的，斯巴达必定是邪恶的。但在一战时，英国却代表着民主、自由、理性和智慧，所以，英国应当是正义的一方，德国则必定邪恶。可是逻辑的混乱开始出现了：按照艾里森的说法，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代表正义的雅典是挑战者，代表邪恶的斯巴达是被挑战者；而在一战中代表邪恶的德国是挑战者，代表正义的英国是被挑战者——那么是谁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是挑战还是被挑战、是正义发动战争还是邪恶发动战争？如此混乱的逻辑不知从何而来？

　　事实上，这是一个意识形态在作祟，艾里森真正的逻辑是：只要他定义为“民主”的一方，不管它是不是发动了战争，都是正义的。移位到中美关系的现实中来，他在说什么，岂不是清清楚楚？

　　“修昔底德陷阱”理论在近几年大行其道，因为它定义了今后的中美关系是“挑战”和“被挑战”的关系，并将“挑衅”的责任归咎于中国。中国发展得好，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美国一些政客吃酸葡萄，是意识形态作祟，也是心胸狭窄的表现。然而大众传媒受美国宣传舆论的影响，不追求了解历史的真实，盲目跟风这一伪命题，不自主地陷入一个杜撰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效果恰恰是陷阱杜撰者希望看到的，世人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不存在“陷阱”，何谈“跳出”

　　在现实的人类历史中，当矛盾与冲突发展到激烈的程度时，最强国家之间经常交恶乃至战争。如何处理大国关系，便成为国家的大事。以英国为例，观察其近百年来的处理方式，可以发现它从一个偏远岛国崛起为独霸世界的头号强国，得益于它的外交谋略，与“修昔底德陷阱”毫无关系。

　　英国的谋略可归纳为三大原则：一是英国利益至上，二是没有永恒的敌友，三是打击最强国。三者间的关系为，在处理与他国关系时，永远以英国利益为判断标准，无需考虑意识形态和道德义务；朋友和敌人都依据英国的利益来择取；最强大的国家是敌人，站在敌人对立面的都是朋友，英国要拉住所有“朋友”结成同盟，摧毁敌人。

　　几百年间，英国就是依靠这套方法，在风云变幻的世界立于不败之地。自16世纪起，英国陆续击败西班牙、荷兰、法国等欧洲强国，最终成为世界第一。此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就把矛头对准所有欧洲国家中最冒尖的那一个，就是“打老二”，谁当老二就对付谁。19世纪中叶，英国把矛头对准俄罗斯，法国是它的盟友；19世纪末，德国成了封杀对象，英国与法、俄结盟，共同对付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和德国海军的一次激战——日德兰半岛之战。 视觉中国 供图

　　由此可见，英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没有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只有外交谋略。而美国作为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继承者，在同样的思维方式与文化特性的影响下，承袭了英国的外交谋略。

　　美国采取这一策略，也并非为中国量身打造，二战后的历史说明了这一点：苏联、日本、欧盟先后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对手，并以不同方式被整治下去。美国在历史中因该政策获得了很多好处，所以不可能主动放弃。而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上升，成为继美国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这个“老二”的位置似乎变成了中国。对此，要清醒地认识到，近年来中美关系紧张，不是因为中国做错了什么，而是国际地位到了这里。

　　“修昔底德陷阱”是出于美国利益杜撰出的理论，以意识形态作为障眼法，并将战争责任推给“老二”。该理论利用修昔底德其人与其著作，糊弄了一些不知底里的人。让人以为跳出这个陷阱才是正道。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陷阱，何谈“跳出”？所以，中国需要关注的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如何破解身为“老二”的困境。面对美国反复无常的态度，中国唯有保持战略定力，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好自己的事。

　　在应对外来挑战的同时，中国也要主动出击。从人类历史的经验教训与共同的价值取向出发，中国可在国际舞台上设置议程，用历史的教训说明结盟将引发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反对“经济制裁”，解散“军事同盟”，不允许将国内法用于国际问题等，相信这些议题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一个大国为自己利益而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模式已经过时，世界应该遵循新的行为规范。(文字整理 张小静)(完)

　　作者简介：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现任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第4-6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主要著作包括：《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西方那一块土》等；主编《英国通史》(6卷)、《英帝国史》(8卷)、《世界现代化历程》(10卷)等；曾担任中央电视台12集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的学术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