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张梧：多元文化主义缘何亟需中国智慧？

　　中新社北京11月9日电 题：多元文化主义缘何亟需中国智慧？

　　作者 张梧 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

　　“特朗普主义”并未因特朗普下台而烟消云散。特朗普主义是西方右翼民粹主义激进化的产物，而右翼民粹主义则源于在欧美已存在半个世纪的多元文化主义。为何主张文化平等、身份多元、社会宽容的文化思潮竟会演变成文化激进、身份极化、社会撕裂的极端政治？文化多样性和身份多元性原则还是否有必要坚持？多元文化主义又将何去何从？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古老智慧。

　　右翼民粹主义源于多元文化主义的无能

　　身份差异是客观现实，必然导致文化多元。在欧美，人们总能看到诸如酷儿理论、同性恋文化理论、女性主义文化理论、黑人文化等各种令人目眩的新概念与新理论。这些基于性别、族群、宗教等各种社会身份的新概念和新理论开始进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与社会主流文化相比，这些文化身份作为“亚文化”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边缘化。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多元文化主义逐渐兴起，主张尊重差异，保护弱势群体。

　　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和发展无疑是西方社会的进步，为何会滋生右翼民粹主义呢？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少数族群享有平等权利，而权利是有成本的，这就要求社会资源重新分配。自难民危机以来，欧洲白人之所以转向右翼，就是因为多元文化主义原则下，涌入欧洲的难民也应享有国民待遇。要么增加财政税收，要么削减公共服务，这就不可避免涉及利益冲突。多元文化主义的理想丰满，而真金白银的讨价还价却骨感。

　　利益冲突可通过公共对话和协调机制而不至失控。但多元文化主义将“平等共存”“保护弱势”上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正确”，阻断了人们围绕资源分配问题展开协商的可能性，进而加剧了不同群体间的文化对立。不妨设想：利益冲突已让不同群体心生嫌隙，而彼此间还要彬彬有礼保持“虚伪的尊重”，否则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政治不正确”。结果便是，原本的嫌隙最终“憋出内伤”，表面上越是客客气气，背地里越是咬牙切齿。最终，压制许久的不满和愤懑只能通过歇斯底里的非理性方式得以释放，以排外、对抗和孤立为基本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由此一发不可收拾。

　　多元文化主义的症结在于固化文化差异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思想旗手马尔库塞便警告欧美，“多元主义只是表象。所谓‘包容’的实质在于压抑。”多元文化主义仅在形式上确认并维持多元文化身份的平等共存，缺乏实质性的文化互动与交融。一旦缺少文化交融，那么多元文化主义与其说是承认文化平权，毋宁说是固化文化差异。形象地说，多元文化主义原本是保护弱势文化的“栅栏”，现在“栅栏”却变成了画地为牢、故步自封的“藩篱”。所以，多元文化主义是“假包容、真压抑”，压抑了彼此沟通的渴望，压抑了释放善意的渠道，压抑了凝聚共识的空间。

　　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带来“和而不同”的理想局面，反而陷入了各种文化间相互敌视的尴尬境地。这是多元文化主义的内在缺陷决定的。首先，多元文化主义陷入“文化相对主义”窠臼中，各种文化等量齐观，不同文化的内在融合也就沦为了抽象的话语对接；其次，多元文化主义未能有效实现文化融合，反使不同社会群体的文化身份产生区隔，身份政治逐渐降低文化整合的可能性；最后，诸如“政治正确”的形式化做法非但没有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承认，反而使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内在冲突通过这种形式化的安排得以固化，不同文化群体间的“偏见与傲慢”日益深重。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多元文化主义单纯依靠形式化的对话程序，忽视了文化价值的实质性融合。

　　许多西方有识之士都在反思多元文化主义的限度：亨廷顿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担忧美国多元族群的价值对立最终将撕裂美利坚的国家认同，于是向美国民众发出了“我们是谁”的忧思。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家小尤金·约瑟夫·迪昂在《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中勾勒了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文化内战”图景，语重心长地告诫美国人，为意识形态而争吵的代价便是“解决问题的政治”从此消失殆尽。近两年，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更是主张“告别身份政治”。种种迹象表明，多元文化主义到了必须转型调整的涅槃时刻。

　　多元文化主义的合理调适需要中国智慧

　　反思多元文化主义，不是要倒退回单一文化的霸权主义，更不是否认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与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身份认同的差异性和文化传统的多样性是客观事实，问题在于如何对待这些差异性。在这方面，中华文明为摆脱多元文化主义困境提供了值得借鉴的中国智慧。

　　回顾中华文明史，人们不难发现：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多元文化互动史。秦汉时期，儒法合流的文化互动使中国社会摆脱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政治悲剧；反过来看，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导致了思想专制与文化禁锢的可悲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随着民族大融合而实现了胡汉文化的互动，中原文化为游牧民族带来了先进的生活方式，而游牧文化也给中原文化注入了孔武有力的新鲜血液；反过来看，拒斥胡汉文化融合的政权都相继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唐宋时期，万方来朝的文化互动开创了大唐盛世，儒佛交融的文化互动使得儒家文化进入了理学新时期；反过来看，儒家理学一家独大的思想钳制又扼杀了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活力。明清时期，中原农耕文化、蒙古草原文化、西域丝路文化、东北狩猎文化、东南海上文化这五大文化的有机互动使得中华文化超越了狭隘的中原中心主义而获得了蓬勃生机；反过来看，“片甲不许下海”的闭关锁国政策又使中国错失了与西方文明相遇的机会，从而陷入了落后挨打的千年变局。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告诉人们，“封闭的空间只会四处碰壁，开放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

　　面对多元文化主义困境，我们需借鉴中华文明的古老智慧：不停留于形式化的文化平权，而走向实质性的文化互动。少一些“形式对话”，多一些“真诚交流”。从以邻为壑走向互通有无，从固化差异走向寻求共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从“诸神之争”走向“八音迭奏”，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沙拉碗模式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佛跳墙模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这便是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中国方案！(完)

　　作者简介：

　　张梧，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学学会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社会发展理论等。曾著有《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读本》《社会发展的全球审视》等学术专著，在《哲学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