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弱势”群体画像:“弱势”感或带来负面影响

　　官场“弱势”群体画像

　　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

　　当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有人会对此质疑。但是，当白领、城管、老板和官员群体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常识形成了冲击。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笔者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某种特定的无力感。其实，每当社会转型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一个强势群体内部也会出现社会分化，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官场“弱势”群体有何特点

　　其实，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官场“弱势”群体的特点大致有四：

　　不满现状，又拘于现状。官员中的边缘人对官场的功能、目标、规则、做法等多持反对意见，不大认同所谓领导或上级的工作安排。这种人对自己的份内职责有自我理解，内心深处有依照自我理解行事的强烈倾向。边缘人认为，官场的体制机制现实不利于自我的健康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脱离官场生态。边缘人既有自己的官场理想，又常常觉得现实使之沦为了空想，虽然还是时不时地怀揣“突出重围”的梦想，但最终不免在现实的撞击中沦为幻想。

　　职务不小实权小，调动资源有限。边缘人常患得患失，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官场边缘人相对于中心人，权力阶位有时并不低，如同样是处级干部，有的却经济地位低，社会声望低，调动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当其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时候，易引起持久的抱怨、苦闷和失望情绪。步入官场的时间无论长短，官场让官员中的边缘人陷入的往往是一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取舍困境。

　　有鸿鹄之志，却又常常目标散乱。社会转型影响官场的功能和地位，而官场与社会既有竭力接洽的倾向，又有双向排斥的离向，但官场的中心人一般能较好地统一这两种态势，在所谓的发展中名利双收；边缘人或者坚守以往自认为正确的传统理念，或者主张“激进超前”的为官思想，他们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确立着个性独特的品格和人格，又往往在冲突中只能自说自话而无法付诸行动。因此，边缘人原有的理想目标开始游离，时而此地，时而彼处，不断寻求却始终难以找到让独立思想实践的寓所。在这一过程中，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心人更靠近中心，边缘人更趋向边缘。这时，官场扩大着张力，同时也为变革蓄积着动力。

　　被动边缘化与主动边缘化并存。社会转型首先影响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官员对官场有自己的看法，官场的运行也使官员产生某种认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于是，官员或者因种种原因放弃官场追求而主动边缘化，成为“看客”或“不思进取”的平庸者，或者在官场生态中被动地成为边缘人。一般而论，官场的边缘化绝大多数是被动的，是体制机制、时代主题、社会认知等造成的。谁会成为官场的边缘人，除了大的环境，还与一个地方的官场生态、主要领导的意志倾向等关系十分密切。

　　生活中对于官场“弱势”群体的判别，除了从岗位、职务的重要性程度去判断，还可以从个体的行动表现去探究其个体心理，大凡心态消极、工作怠惰、自我动力不足、工作压力不大、没有方向感、对官场失去归属感的，大体是官场中的边缘人。

　　官场变迁及“弱势”成因

　　官场“弱势”群体 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或然性。赤道为中心时，极地是边缘；极地为中心时，赤道是边缘。一切存在，无不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自然界如此，社会亦然。无论怎样将社会按职业、阶层、群体等标准划分，弱势与强势的存在似乎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

　　官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精英”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如，基层干部是中心化的，但相对于高级干部而言，其或许又是边缘化的。即使在高层干部中，也由于见识、行动等诸多不同，也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所以，边缘(弱势)也好，中心(强势)也罢，都是动态的，是相比较而言的，是可以互换的。

　　这样说来，官场“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有其或然性。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的理想社会中，边缘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数量最少，对组织或集体的负面影响也最轻。在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以至到改革开放的较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工作的高低贵贱之别不明显，官员们的宗旨观念浓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及服务意识相对强烈，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官场“弱势”群体比重相对最小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有一些斗争，但由于斗争各方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中心与边缘所处的地位便经常互移，少有居处不变的边缘人。如“文革”中尽管斗争的力量此消彼长，但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无不高度关注政治命运和社会走向，都是官场或社会的“中心人”，完全置时代命运于不顾的“边缘人”甚或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官场“弱势”群体相对较少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目标日益明确，改革的空间不断增大，改革的变数不断增多，脱离贫穷与封闭的人们对社会未来满怀无限希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激励方式与官场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硬道理”得以倡导，“唯才是举”等新的选人用人观念得到践行，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大众人心思进，极大地避免了被社会和组织所边缘化。如今的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边缘人开始大量涌现，并不止于官场。究其根由，是改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多元影响使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增大，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经济与政治不当的利益联姻消解着许多官员的从政信仰。更重要的是，目前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的体制，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享受这个社会的成果，而一批社会底层人群越来越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另外一个阶层里，即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封闭。以官场为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并非愿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当好官，德才兼备的人有没有机会当官。社会上许多顺口溜直指的“官场潜规则”、“跑官买官”现象，以及舆情不减的官场腐败，都生动地说明这个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官场“不适应”或“看不惯”的官员弱势化了。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给社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初步判断有五：一是认为官途渺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怠工；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靠近主要领导，努力实现从边缘人到中心人的转变；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适当的时候经商办企；四是对社会不满，非议时事，制造矛盾；五是寻求精神寄托，有的甚至转投宗教或邪教。无论哪一种可能，于社会都绝无利好。从正面讲，一些处在官场的边缘人，有的始终怀有远大抱负，有的因为年轻充满希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怎样减少官场“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呢？在社会结构上将官场“弱势”群体消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社会或组织要做的，一是要树立全局观念，无论是处在体制或系统的中心，还是体制或系统的边缘，都是社会良性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即在思想上对其做中心化的吸纳，在思想上将边缘人消除，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二是在充分发挥每个人专业才能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良好的中心与边缘官员的互动互换机制，使大家都有机会向着自己理想的岗位流动。三是作为官场的所谓边缘人要摆正心态，要彻底改变主动边缘人的心理，要有所为，才会有地位有希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心态决定事态，行动改变命运，这或许是有效的减少包括官场边缘人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的一个方式。(谢志强 姜飞云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中央党校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