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难聘优质普查员 面临隐私权保护等难点

　　11月1日零时，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启动。与前五次不同，这次在中国境内的港澳台同胞和外国人也被纳入调查范围。

　　“增加这一项目的背景是，随着对外交流扩大，因各种原因来国内的境外人员越来越多。”国务院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顾问咨询组专家翟振武说。

　　此次人口普查，共有来自人大、清华、北大、社科院的9位学者受聘为咨询专家，身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的翟振武被聘。他说，解放后每次普查，项目都有增加，所增加的都是当时社会发展最需要的信息。

　　【缘起】

　　“一次普查”始于政治需要

　　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为摸清人口状况决定普查人口

　　段成荣是人大人口学系主任，也是此次人口普查咨询的专家。段成荣说，人口普查最早起源于北欧，发展到今天最典型的是美国，最初的人口普查都与政治权利有关，美国是独立后要确定每个州的众议院席位，于是对各州人口进行普查。

　　段成荣说，中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也与政治权利有关。

　　1953年，中央决定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摸清国内各地、各民族的人口数，决定在1953年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普查的内容直接服务于目的，只针对本户地址、姓名、性别、年龄、民族、与户主关系等6项进行了调查。

　　“尽管起初的普查为政治服务，但调查的结果却被社会很多领域所用，渐渐地，人口普查成为国家制订各项规划的重要依据，比如居住区的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的规划都会参考。”段成荣说，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也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提供了依据。

　　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之后，还没有形成固定的人口普查意识。

　　1964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国内各方面运行都很困难，国务院迫切想知道国内人口的具体情况，又进行了第二次人口普查。调查的项目在第一次基础之上，又增加了本人成分、文化程度、职业3个项目。

　　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作为保密资料对待的，留给高层参考，只公布了人口总数，连性别结构等信息都没有公布。这么做的原因是，如果数字公布得详细，很容易测算出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到底死了多少人。

　　直到1980年以后，准备进行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央安排以国家统计局工作人员名义，在报纸上公布了第二次人口普查的主要结果。

　　【成型】

　　1982年后定为十年一查

　　1982年普查第一次邀请美国专家参与项目设计，被称为和国际接轨的普查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我国已经实行计划生育，普查项目中又增加了生育子女数和存活子女总数、1981年生育胎次等项目。

　　那次人口普查有两个背景，一是现代国家没有不搞人口普查的，中国结束了内乱，为给国家制订政策提供详细人口依据，需要一次人口普查。二是联合国很关注人口普查，积极推动成员国做这项工作。

　　本次人口普查的咨询专家翟振武那次作为普查员参加，当时中国已经实行改革开放，于是，那次普查又带上了时代印记，第一次邀请美国专家参与普查方案的讨论以及项目设计。联合国援助计算机，还帮助培训技术人员。

　　翟振武说，第三次人口普查是一次真正和国际接轨的普查，采用了现代人口普查的概念和定义，那次普查项目增加到19个，有就业信息等项目。

　　第三次人口普查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人口普查机构，从那时开始我国形成了一支沿用到现在的人口普查的组织模式，国务院和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都成立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在段成荣看来，1982年的普查还带去了一个很重要的附产品：通过那次普查，国内形成了共识，每隔十年普查一次人口，逢“10”之年普查，两次普查中间再进行一次1%人口的抽样调查，第一次抽查是1987年，此后都固定在两次中间的逢“5”之年。

　　“可以看出，现代的人口普查不再只因为政治权利的需要。”段成荣说。

　　在段成荣眼里，社会的主体是人口，有关人口的数据是社会最核心的数据，能影响国家各方面的决策。

　　【难点一】

　　流动人员虚报状况

　　体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变迁最典型的特征之一，就是流动人口的大量涌现。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刚刚出现，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流动人口数量开始急剧增长。

　　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被列入普查项目，那次普查项目增加了两项都与流动人口有关。2000年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依然是关注的主要项目，共有8项。

　　根据人大教授段成荣的测算，1982年全国的流动人口是657万。而2000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4亿。

　　流动人口的增加给普查增加了不少难度，有些企业不愿意如实提供真实数字，有些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说，因为地方很多指标的考评都是按“人均”来计算，当地方对一些数字拿不准时只会少说，不会多说，以减少平均数的分母。

　　而且，之前对流动人员的调查方法本身也有问题。

　　以2000年为例，人大教授翟振武说，当时只调查流动半年以上的人员，一般人都排斥陌生人的询问，有的流动人员即使到流入地呆了半年以上，也会随口答“一周、半个月”，这样流入地就不会登记此人。而他的户籍所在地普查人员一说此人已经离家半年，就不再登记，因为按规定外出半年以上的人员要在流入地登记，于是，这个人就被漏登了。

　　本次人口普查，流动人口依然是个难题，国家人口计生委在《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中指出，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到2.11亿人。

　　人大教授段成荣说，这次在调查方法上改成“见人就登”，同时在流出地也调查流出人员的数量，这样可以从技术上区分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量。

　　【难点二】

　　难聘优质普查员

　　“1982年普查的质量最高，2000年的质量最低。”人大教授翟振武说，误差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漏登，一是重复登记。

　　1982年人口普查的误差率是千分之一点二，2000年普查的误差率是百分之一点八一。

　　“流动人口是影响误差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全部因素。”翟振武说，1982年组织非常到位，当时一动员起来，各单位都踊跃参与，机关、街道、企业都积极抽调人员当普查员，而且都愿意将素质好、责任心强的人员抽调出来。

　　“1990年，情况也还行。”翟振武说，但到了2000年，抽调普查员就没那么容易了，市场经济了，企业不愿出人，各机关、单位也没那么积极，即使派人也不会派高素质、责任心强的人了，有些单位直接将平时表现不好的人抽出来当普查员。

　　2000年开始社会招聘普查员，但很多人干不了几天就离岗了，因为人口普查繁琐而辛苦。

　　这次人口普查，普查员的问题依然严峻，本报记者了解到，在北京，因为工作压力大，平均每个人要调查80户，各区县都出现了普查员辞职的情况。

　　北京市统计局宣传中心主任张雪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初步测算，北京此次普查需要约2万名普查指导员和约8万名普查员，尽管招聘时多准备了5%的储备力量，现在都顶上去了，但还是不够。

　　北京市望京西园四区人口普查指导员蒲锦荣与她的三个同事今年9月摸底工作结束前全部辞职了。蒲锦荣说，招聘的普查员，很多是退休人员，文化水平低，普查流程常出错，作为普查指导员，她经常要对填错的信息核实改正，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最终她选择了辞职。

　　【难点三】

　　维护隐私 拒人入户

　　相比于前五次人口普查，今年开展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又面临新的难题，那就是居民的隐私意识增加，入户调查难了。

　　尽管2000年就已存在这一问题，但这次的难处还是大大超过了预料。

　　“人们会乖乖呆在家里等着普查员来的时代已经结束。”李志明是贵州都匀市的一名普查指导员。

　　他和同伴们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加班，晚上工作到11点是常态。白天家里没人，李志明只能在晚上6点到9点左右入户调查。

　　和20多年前的普查相比，李志明发现如今“门难进了”。

　　李志明仍然记得1982年入户普查的情景：“住户大多都比较配合，对普查员也比较客气，觉得这是尽一种义务。”他感慨的是，现在愿意积极配合的住户越来越少了。“有人宁愿打游戏，或者休息，也不愿配合调查。”

　　因为被普查者对于隐私的日益重视，普查员常会遭遇被拒的尴尬。“只有多敲门，给住户看工作证，没有其他办法。”李志明说。

　　而北京回龙观的社区服务者康月同样为此苦恼，摸底调查阶段时，作为普查员的康月需要向住户询问身份证号码以及联系电话，对方总会警惕追问：“你要这个干什么？”康月只能反复解释，与对方签承诺书，保证这些信息绝不会被泄露，否则自己需要负法律责任。

　　在培训的过程中，康月也被授意要在询问死亡人口时注意说话的方式和态度，但实际的情况是常常遭遇住户的沉默。

　　贵州的李志明称，他和同事们把其原因归咎于公民社会责任感的日益淡漠。

　　人大教授翟振武认为，公民社会意识的培养，需要政府的引导。

　　【提问】

　　入户调查能否改为邮寄调查？

　　专家表示我国流动人口多邮政系统不完善，邮寄调查不适合中国国情

　　由于入户摸底遭遇困难，有人建议采取邮寄调查表的方式来避免这个难题。

　　邮寄调查在美国一直采用，美国1970年的人口普查中约60%是通过邮寄调查表完成的，1980年这一比率增加到90%，2000年是83%。对于那些不能及时将调查表填好寄回的家庭，普查员会登门调查。

　　翟振武作为此次人口普查的咨询专家，他说此次普查展开前进行方案论证时，国家统计局也有人提过邮寄调查的办法，但最终没采纳。“中国的现实是，有2亿多流动人口，如果用邮寄的方式，漏登的可能更多。”

　　人大教授段成荣也认为，中国难以实行邮寄调查，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备的邮政系统，新建小区、郊区的邮政并不畅通，难以保证邮寄资料能覆盖到每个家庭。

　　段成荣说，采取邮寄调查还有一个前提，要保证每个家庭至少有一个人具备正常的读写、理解能力，一旦理解出错，还要依靠普查员上门。另外我国还有1000万文盲人口，有的家庭成员全部都是文盲，这些家庭实行邮寄调查也不现实。

　　段成荣认为，理论上可以从开始设计阶段就对人口进行划分，一部分家庭采取邮寄资料调查，一部分家庭入户调查，但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大、文化素质不齐的现状，造成无法划分。

　　有些发达国家公民拥有唯一可识别的身份号码，可以电子普查，但我国的信息系统远未达到那个水平，而且，很多人都没有身份证，身份证号码错乱的现象也很严重，所以采用身份证调查的方法也不可行。

　　翟振武说，这次也有人提出入户调查时登记身份证信息，以方便与公安机关的户籍资料对比进行信息核对，但最终也没有采纳。“首先有些人不愿意说，另外，每个人18位数的身份证号码验证起来，工作量也会很大。”

　　在翟振武看来，邮寄填报、信息化普查的路还有很远，目前最适合中国的人口普查方式还是入户调查。

　　本报记者 钱昊平 朱柳笛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