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把增加发展中国家在IMF代表性作为重点?
傅莹:是的。我们要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世界在变化、在发展。二战后诞生的国际体系原旨在服务于全球的部分人口,即发达国家的12亿人。现在30亿,甚至更多的人们加入进来。国际机构必须呼应改革的需要,以更好地体现新的形势,容纳更多的人更广泛和平等地参与世界事务,G20应体现这一发展趋势。好在G20成员都认为有必要进行改变。
记者:回到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个问题上,法国作为下一届G20峰会主席国,已将其列为议事日程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傅莹:法国作为下届主席国,采取积极的态度非常正确。主席国要有丰富的想象力,提出许多点子供大家讨论。法国并没有说现在提出的观点是最终版本,不过是作为未来的主席国提出建议,这没有什么不妥。各成员进行讨论,在过程中考虑这些观点,构筑共识。我们还有一年的时间,到时就能看到就哪些建议能形成共识。G20成员情况差异很大,达成共识不容易。
我想法国作为主席国应当有耐心倾听各方意见,包括有关货币体系改革的意见,G20成员之间以及各成员内部也都会展开讨论。你说的很对,现在有不少大胆的想法,中国也会认真对待。现在回答“是”还是“否”都为时太早。
记者:我听您的意思,是说对该建议表示欢迎,但仍对具体改革方案持谨慎态度。
傅莹:我们欢迎这种积极的态度。至于建议,现在表态还为时尚早,首尔峰会还没开呢,我们可以看看首尔峰会的成果,各成员如何看待这些倡议。
记者:您是否认为G20有助于规避当前货币战争的风险?
傅莹:各国的汇率是主权问题,特别是像中国这样金融改革尚未完成的国家。现在中国面对很多压力,让我们感觉不舒服,好像中国的汇率问题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它不是。
不少经济学家也认为找不到依据说人民币升值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经济问题。汇率问题不是,也不应被变成政治问题。从1994年中国进行汇率改革到金融危机前,人民币升值了55%,但同期中国外贸顺差却上升了。金融危机期间汇率改革暂停,但贸易顺差仍然下降。在汇率和顺差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为顺差是结构性的。我们的货物贸易是顺差,服务贸易是逆差,与美欧贸易是顺差,与日韩、东南亚国家贸易是逆差。
中国仍将致力于推进从今年六月重启的汇率改革,其实质是让人民币从基本盯住美元过渡到根据一揽子货币进行浮动的更加灵活的汇率体系。
记者:你怎么看待法国与中国的关系?
傅莹:中国与法国是在2004年建立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些年来双方都为发展这样的关系做出努力。我观察,中法关系的两个特点,一是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尤其对世界大的发展潮流看法和主张接近或者一致,在很多事情上能协调、合作;二是双边的合作内容广泛、丰富,2004年中法文化年时,埃菲尔铁塔披上中国红,让中国人记忆犹新。当然,双方交往中分歧和摩擦也是有的,重要的是双方都同意要多对话与沟通,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今年4月,萨科齐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与胡锦涛主席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就是,要建立成熟稳定、面向全球的新型中法关系,我们对中法关系是乐观的,也是有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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