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十二五”,政府规划和直接调控的是自身

　　要保证“十二五”规划得到有效的执行,必须解决规划期与政府的任期不一致问题,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换届与规划思路延续、对接的问题

　　“十二五”规划将是中国从容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五年规划。作为国家中长期发展蓝图,“十二五”规划将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思路,为公众描绘泱泱大国经济社会在科学发展轨道上运行的愿景。

　　10月15日至18日,在京举行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将讨论、通过“十二五”规划《建议稿》。这份沉甸甸、承载历史重任的《建议稿》料将围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这两个重要维度铺陈规划,贯穿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保障和改善民生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方略。

　　由上述引申,“十二五”规划要善于预见和发现那些可能冲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如发展环境、产业结构、权利分工、体制机制、舆论热点、资源环境等问题,此所谓无事思忧,有事不惧。

　　从历史经验和教训观瞻,“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必须考量中国社会结构中新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一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同的社会阶层与利益群体自然会有其不同的阶层群体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利益诉求、利益获取与维护模式,等等。具有不同利益的阶级、阶层、集团、群体,要在同一个社会中生活、生存和发展,而不同阶级、阶层、集团、群体的利益之间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这就需要不同的利益之间能够互相尊重。尊重利益首先要承认不同利益的存在以及存在的价值,要允许不同社会主体表达其自身的利益诉求；尊重利益需要不同利益的代表之间善于进行妥协,要对利益牺牲者作出适当的、合理的补偿；尊重利益还需要建立在利益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二五”时期,政策手段显然不能作为“主旋律”,必须寻求政策与市场的良性互动。作为调整经济变量的一种手段,经济政策的特殊定位即时宜性,其制定主体类似历年来的宏观调控,往往在中央政府,因而,发展和改革委、财政部、央行轮番亮相就经济政策放话,公众也已习以为常。

　　而相对于以生产、消费为肯綮的微观经济,宏观经济更多地被认同为总量经济,在境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和高校,宏观经济学则被总量经济学替代。事实上,当政策面谓之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其核心是宏观经济的总量关系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宏观调控皆与总量关联,因应政策面关注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宏观调控已成为官方拿捏经济走势的特定方略。因而,清晰给出“十二五”时期政策与市场的边界,将考量施政智慧。

　　从经济学层面研判,政策与市场互动的肯綮是建立起制度的约束。20世纪80年代,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计划向市场转型所带来的制度效率(体制释放),以土地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改革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从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起初提出一些零碎的观点,大约最迟到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这与美国经济学家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和布鲁斯·赫里克合著的《经济发展》一书中,将经济发展理论分为三个流派: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具异曲同工之处。

　　依前述思维主轴,泱泱大国的“十二五”,政府能够规划和直接调控的对象仅仅是自身。要保证规划得到有效的执行,必须解决规划期与政府的任期不一致问题,特别是要处理好政府换届与规划思路延续、对接的问题,注意新一届政府采取的政策与前任的连贯性,从而发挥好五年规划的实质作用,此谓实现“十二五”愿景的肯綮。

　　王佳宁 作者系《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辑、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