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松：艰难的融入

　　在他的院子里，栽着从老家带来的花椒树，还有叫做“六叶尖”的烟草，他用废纸卷起一根，“还是这个好抽，劲大，又便宜”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两年前，邹永松和殷刘红结婚，成为复兴镇里的新闻。三峡移民娶上当地姑娘，这在当地是第一例。“开始我妈妈还担心我会跟他跑回巫山。”殷刘红对本刊记者说。

　　这一例，被当地移民干部屡屡提及，视为来之不易的成绩。

　　2001年8月，包括邹永松一家在内，千余位重庆市巫山县大昌镇的三峡工程移民，外迁到安徽省宿松县复兴镇。

　　迁入之初，即发生震动不小的“宿松事件”。在安徽省水库移民管理局三峡移民处调研员陈松海看来，此事发生在外迁过渡期，也是不稳定期的一个代表性事件。

　　“现在稳定情况总体不错，”他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但融入当地社会仍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初来者

　　为三峡工程135米蓄水做准备，2001年8月22日和29日，巫山县大昌镇宁河村、新春村、河口村共246户、1087位村民，分两批抵达宿松县复兴镇的两个安置点。

　　安徽地方媒体报道了他们的到来：“移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面前一排排规划整齐的二层小楼房就是他们的新家。”

　　但就是房与地的问题，很快引发纠纷。

　　在华阳河农场二分场安置点，沿着中心道路比邻而居的宁河、新春两村移民，入住后发现分配到的住房与耕地距离不一，发生争执，多次到镇政府集体上访。

　　时隔一年，经迁入地政府与农场协调，重新划定耕地并分配下去，这一争议方告平息，此乃后话。

　　在房地距离争议相持不下之时，又有移民就居住点道路规划提出异议。24户宁河村移民的住房门前道路只有8米宽，比其他道路窄了4米。本刊记者今年6月前去采访时，仍有移民对此表示不平。

　　据迁入地政府人士介绍，搬迁之前，规划设计单位提出以菜园地补足门前道路，已得到迁出地政府和移民代表的认可。入住之初的两个月，抓阉分得该道路两侧住房的移民并未发难。但两个月后，移民开始就此逐级上访，要求补偿“损失费”。

　　时任复兴镇副镇长的胡翀向本刊记者介绍：“我们请示了上级部门，上级答复不能乱开口子，否则会影响国家的三峡移民政策。”

　　2001年12月13日至14日，谈判未果的移民与地方政府发生冲突，是为宿松“12·13”事件。

　　事发后数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移民局负责人赶赴安徽表示，移民中“特殊公民”、“平均主义”思想严重；移民留恋家乡、适应陌生地确有困难；迁出地政府的难处和苦衷需要体谅。

　　“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

　　来到宿松的移民，每每骄傲地向本刊记者提起他们的家乡。

　　大昌古镇位于长江支流大宁河畔，有着1700多年历史，兼军事与航运之利，是古时陕西、湖南、四川等地商贾云集之地，保留大片明清古建筑，为三峡地区旅游胜地。

　　大昌自古不乏移民，今人多称祖上于“湖广填四川”时由“湖北麻城孝感”迁来。但迁入多，迁出少，当地流传：“大宁大昌，不思家乡。”

　　此处耕地虽少，但人气旺，许多当地农民有自己的技能与副业，如驾船、摆摊、开餐馆等。“我在老家，家里只有一亩半地，即使不种地，也有余钱。”河口村移民卢忠长说。

　　三峡工程的到来，改变了一万多名大昌人的生存状态。

　　“三峡工程‘造谣’(当地用语，意同传言)造得很早，毛主席在世时就‘提倡’过。”64岁的张全魁回忆，199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来调查，此时便听说三峡工程一定要搞，有人还不信，“毛主席都搞不成，现在哪个搞得成？”

　　黄发明就是怀疑者之一，他当时到处借钱，想建一套砖木结构的新房。有干部劝阻他说，顶多住七八年，而且新建房屋不补偿。但他还是建了。

　　到1990年代后期，“舍小家为大家”的宣传动员在库区渐趋密集。“国家要搞大建设，我们当然应该支持。”河口村移民郑本仕说。本刊记者所访移民，几乎都有类似表示。

　　得知去向时，已时日无多。“刚提倡搬迁时，讲过可以后靠，可以自谋职业，”郑本仕说，“外迁只讲了一年多，就要走了。”

　　1999年国家移民政策调整，加大农村移民外迁计划至12.5万。经一年多试点，移民外迁于2001年至2003年大规模展开。

　　据多位移民干部介绍，三峡农村移民前期工作淡化外迁的原因，一是高估了就地后靠安置的容量，二是过去数十年水库移民外迁有多次失败教训。后来人多地少矛盾凸显，再加上前期搬迁进展有限、三峡工程蓄水在即，遂加大、加快外迁力度。

　　“必须分秒必争”

　　2001年，巫山县二期外迁移民任务为1万人，大昌镇承担一半。

　　宁河村涂永龙本想继续留在老家码头做生意，“好像后靠名额满了”，他别无选择。

　　河口村卢忠长考察过湖北当阳，看中了，当时还能自主外迁，拖了一下，便只能在政府的组织之下迁到安徽宿松。

　　宁河村邓子贵在迁出之前，满心犹疑。丈夫和女儿都是二级残疾，夫家四兄弟只有她一家需要搬迁，“我们去了怎么办？就我一个人能做事。”

　　“干部说会搬富，不会搬穷，我听了就有些高兴。”她向本刊记者忆及此事。

　　新春村黄发明担心超生得不到补偿，动摇之际，得到母亲的鼓励，他解释：母亲“年轻时在长沙住过三年，说外面肯定好些。农村老人有这种思想的很少”。

　　宁河村邓生明的母亲即为反例。其母当年78岁，“身体壮得很”，也无家庭纠纷，搬迁前撒手人寰，生前常对家人说：“去到外面，死得连鬼都不认识”，“安徽人当年还逃荒到我们这里来”。

　　新春村有着40多年村社干部资历的张全魁，自认不同于一般群众，城里的三弟不让他走时，他说：“我是党员，要带头走。”

　　移民代表在搬迁前去迁入地考察回来，变数又生。他们将迁入的宿松县、华阳河农场是安徽省的重要粮棉基地之一。张全魁觉得这里的土地比老家好，交通也更方便，考察回去后帮干部们一起动员，“有人还说我是干部的狗腿子”，但“农村人讲感情，先从做亲戚的工作开始”，局面逐步打开。

　　河口村的移民代表在考察时却觉得迁入地条件不如预期，回来一讲，更增动员难度。卢家军即是其一，他称当时被盯得紧，晚上不敢回家，就躲到墓洞里，后来是他父亲签的搬迁合同。

　　2001年7月，在宜昌召开的国务院三峡工程移民暨对口支援工作会议提出：“现在距三峡水库蓄水仅有二十三个月，时间紧迫，任务艰巨，必须分秒必争，加快移民工作进度。”

　　是年底，大昌镇超额数百人完成外迁任务。

　　迁入宿松的移民说，他们走进新居时，“墙是湿的，地还粘脚”。宿松县三峡办主任刘福祥认为夸张了，不过是“门窗上的油漆还没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