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峡移民:“钉子户”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2)

　　“钉子户”

　　生活在深山处的坝上，人们出去见过世面的不多，当船员的何克昌算一个，上过高中的陈七三也算一个。

　　三峡工程上马的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高中毕业的陈七三次年去深圳打工，在火电厂开推土机，“三千块一个月，比我们县委书记的工资都高。”

　　1997年，陈七三回乡跑运输。此时搬迁之声渐紧，尤其是1999年国家加大外迁后，“时间紧、任务重，心理接受都来不及”，他向本刊记者回忆。

　　三峡工程农村移民前期以就地后靠安置为主。但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且后靠的坡地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巫山县培石乡一位后靠移民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原水电部部长、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在1999年的一次会议上表示。

　　是年，国务院总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朱基主持调整政策，加大外迁力度。12.5万人的三峡农村移民外迁计划随后出台。

　　尽管2001年修改的《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仍为多种安置渠道保留了空间，但据库区移民干部介绍，为完成外迁计划，一些其他安置方式被暂停了。

　　当时的陈七三不解：“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走这条路，就像吃饭，光吃肉，也会有人不爱吃。”他还比较，重庆市内的江津区等迁入地，虽然比高阳的经济条件要好点，但“南溪镇移民可以迁到上海”。

　　移民官员王显刚说，外迁去向不平衡，也是他的“很多苦衷”之一。

　　云阳县数位参与当年动员工作的干部对本刊记者回忆，对外迁任务最重的高阳镇，县里70多个单位去对口动员，其他工作皆为之让道。

　　1999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三峡工程库区移民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动员和移民自愿的基础上，将外迁计划落实到户。”

　　“清库时间一到，如果还不愿搬，只得依法强制执行。”一位移民干部说，云阳县和高阳镇的移民任务年年都按计划完成，“必须完成，完不成要掉帽子”。

　　据当地移民干部介绍，高阳镇强制搬迁、销号但未经当事人签字之数，在2002年二期移民清库时有80多户、300多人。历经数年，到今年7月仍剩14户、44人尚未签字。

　　陈七三是当时被强制搬迁者之一。他说，自己“多读了几年书，见识广一点，钻研移民政策的时间比县委书记还多”，其他移民便常来找他探讨，“不知不觉成了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

　　虽然不住同一村，在何克昌入狱之前，陈七三也曾和他一起讨论移民话题，但没有加入“移民监视协会”。“协会成立没经批准，有些问题。有没有作用，我也怀疑。”陈七三说。

　　后来两人来往越来越少，陈七三觉得彼此“方向似乎不同，他们针对地方政府”，而他“不攻击政府、领导”，只要求继续多渠道安置。

　　陈七三清楚地记得，第一次领队赴京上访是2002年7月30日，在京找了国务院三峡办、国家信访局，获得的答复是：按地方政府的做法办。

　　“回来后还想不通”，陈七三说，2003年春天“非典”爆发时期，他和20多人再度赴京上访，这一次还找上了中纪委，他作为代表之一被接待。

　　在中纪委大门等候时，有附近的居民问陈七三等人：“三峡移民不是搞得很好吗？还有上访的？”

　　回到高阳

　　2001年11月，在万州长滩三峡监狱服刑期间，何克昌晚上入厕时摔了一跤。

　　2002年8月，清库前夕，他位于高阳村2组的一楼一底房子被拆除。

　　2003年6月，三峡工程蓄水至135米，淹没了他居住多年的地方。

　　2004年3月，他拖着跛瘸的左脚，回到高阳，但回不到曾经的家。此后6年，他和老伴租住在搬迁后的高阳新集镇。

　　他回忆，返乡之初，有近百个移民前来看望，给他戴红花，送锦旗，捐钱物。亦有地方官员试图与之“言和”，他拒绝了。

　　儿女条件不宽裕，夫妇二人主要靠他每月580元退休金生活。高阳镇副镇长王天敏介绍，鉴于何克昌的实际困难，在2006年、2007年，镇上都送给他一千多元慰问金，以资其所住这套一居室的租金。

　　对这“不带条件”的慰问，何克昌没有拒绝。但接下来慰问金没有继续，“就那两年，”何克昌说起这个，有些耿耿于怀。

　　当地政府并未放弃与何克昌的接触。分管移民工作的王天敏与何的大儿媳是高中同学，自称“做起工作来容易些”。

　　数位熟悉何克昌的人都说，此人性格比较“刚”。“文革”期间，他曾是其单位造反派头目，在当地名噪一时。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克昌确认了此事，“斗过一两个领导。”

　　“他这个人也有一个优点，比较讲义气。”王天敏说，他曾请求何克昌别再去闹事、上访，尤其在“非常时期”。何表态说可以，“既然领导这么关心我，我一定支持你们的工作。”

　　出狱6年来，何克昌再未越级上访，只是常去镇政府。他对本刊记者说：“年纪大了，腿脚也不方便。”

　　但他仍会接待或联络各路记者，整理申诉材料乃至个人回忆录，他说：“我的心里，到现在都没有变化。”声音不大，语气坚定。

　　宋国富与何克昌相熟十余年，到镇上走访，在县城接访，到北京接返，难计其数，“他现在对我个人已经没有反感，但真正感化他的内心世界，还做不到。”

　　只念过两年书的何克昌，一开始就不承认是“移民领袖”，而是“移民的服务员”，现在更觉年老势弱，因为“移民都搬完了”，剩下与之联络的“代表”们越来越少。

　　何克昌继续关注着中央政策。2007年，国务院三峡建委调整移民概算，1992年后淹没线下增建的生活用房等项目，陆续获得补偿。他记得过去家里新建过一个室外楼梯，日前再度向镇上干部要求补偿。镇上干部答复：“写个申请，应该没问题。”

　　“中央政策好，就怕地方不执行。”何克昌反复念叨。

　　决意朝前走

　　何克昌出狱之时，陈七三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陈七三了。

　　2003年下半年的一天，时任云阳县委书记的王显刚找陈七三去县委办公室谈话，陈有些忐忑地去了，“不知是要挨批还是受埋怨”。

　　他回忆：“王书记说：我们移民为三峡工程作的贡献是很大的，我们付出的牺牲，党和政府心里都有一本账，但有些个人要求没法完全满足，只能往前看，通过搞发展来弥补。我当时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现为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的王显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移民干部对移民应将心比心，“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他说，凡是到重庆市来集访的移民，基本没有胡搅蛮缠的，其诉求多合情合理，但在国家政策之外，不能开口子，只能在严格执行政策的前提下，辅之以帮扶手段解决具体问题。

　　2003年11月，陈七三应王显刚之请，写成有关高阳移民工作和经济发展的十建议书，署名“高阳移民”，面呈王显刚。第一条建议是：希望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坚决克服“高阳移民是刁民”的认识。

　　王显刚与他逐条探讨。尽管并非每条都达成共识，但县委书记此举，已让他感觉受到莫大的尊重。“都做到这个份上了”，陈七三开始觉得，再坚持下去有些“没意思”。

　　早已和他熟悉的信访干部宋国富此时主动与他结成干亲家，定期不定期地走动走动。

　　“我这个人脑壳比较开窍”，陈七三说，“已经耽误十几年了，不能再在这个事上耗费精力。”

　　2004年6月，陈七三决定不再纠缠过去，放弃此前农转非、自谋职业安置的想法，在后靠搬迁销号合同上签了字。

　　“他很精明，当时没有提任何条件。”王天敏笑言，“但我们确实是想有意培育出一个移民致富带头人，引导移民搞发展。”

　　陈七三签字销号，在移民中引发震动。有人跟着签字，有人则称他为“叛徒”。他回答：“我在前面走，你们在后面看。走得好，你们可以跟着来；走不好，你们可以汲取我的教训。”

　　决意朝前走的陈七三选择了养猪，因为觉得“搞工业、搞旅游都不太现实”。

　　因蓄水淹没，缺乏合适的养猪场所，镇上干部帮他6次选址，终在另一村“协调”出一片土地。还助他获得3万元贷款，并从移民后扶项目资金、库区治污资金里拿出钱来，为其猪场修建饮水管道、饮水池和沼气池。

　　对高阳镇剩下的14户迄今未签销号合同的移民，云阳县和高阳镇政府也准备同样予以个案处理，逐步化解。

　　陈七三的猪场逐年扩大，规模已达两千多头存栏容量。他把本刊记者领到楼顶去看后山正在扩建的猪场，描绘他未来的蓝图：建成一个养殖小区，给其他“没稳定”的移民搭好舞台，让他们唱自己的戏，“大家一起发财。”

　　他说：“拖了这么多年，有的拖疲了，有的还不服输。但出路总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