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三峡移民:“钉子户”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回望三峡移民

　　在今夏汛期初显防洪身手后，三峡工程今年的175米试验性蓄水已提前至9月10日启动。此前迈向175米这个坎，它已两度“功败垂成”。

　　远在长江口崇明岛的一位三峡移民说：“如果水不蓄上去，我出来有什么意义？”

　　近两年来，随着三峡工程基本完工，后续规划举棋待定，本刊持续予以报道。这一次，我们将目光投向了移民。

　　工程移民为非自愿性移民，他们不同于自我选择的人口迁移，集被动性、赔偿性、计划性、整体性等于一身。

　　三峡移民数量之巨更是前所未有，超过约三十个国家的全国人口，遂号称“世界级难题”。前国务院总理、首任三峡建委主任李鹏曾强调：“三峡工程成败的关键在于移民。”

　　三峡工程由几任高层领导人反复谋划，全国人大投票表决，国务院组织建设，各级政府层层包干。在集体本位的意识中，移民们“舍小家为大家”，在过去十几年搬迁过程中，其笑泪悲欢，举国为之倾情。

　　回看三峡移民，在一百多万的数字中，站立着的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立场各异、利益不同、素质参差、认识有别的公民。

　　对中国近代以来浩浩荡荡的社会转型，年前辞世的史学家唐德刚曾将其形容为穿越“历史的三峡”。而今，“自然三峡”已大改其面，“工程三峡”已初显身手，回眸并展望，它们亦是“历史三峡”的试金石。

　　当下，三峡移民搬迁任务已了，一面有加大扶持力度、兑现安稳致富承诺之议，一面有淡化移民身份、减其依赖思想之声。历史欠下的“包袱”，与现实待行的约定，哪一个更沉重？□(文/汤耀国)

　　走向平静的高阳镇

　　“一定要承认这个现实：不管他们怎么闹，老百姓是作了奉献的，是服从大局的”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重庆，云阳，山上的高阳新镇。迁建未尽的土木工程，崭新中略显杂乱。

　　这是2010年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仍飘浮着淡雾。种种警觉的眼神，穿过潮湿的空气，射到陌生人身上。

　　70岁的何克昌佝偻着背，一拐一拐，缓缓爬上三楼的出租屋，拉开破布拼成的窗帘，阳光打在他布满麻子和皱纹的脸上。“移民都搬完了。”他的言语中带些落寞。

　　何克昌曾是这块动荡之地的风云人物，外传为“移民领袖”。

　　高阳镇作为三峡库区第一农村移民大镇，曾是库区第一“火药桶”。忆及本世纪初集中搬迁之时，当地移民干部直叹“战战兢兢”、“忍辱负重”。

　　在这些干部看来，如今，国家交付的移民搬迁任务已全部完成，高阳也已基本安稳，但还有何克昌这样“少数不稳定的人”，令他们敏感的神经难以彻底放松。

　　让他们高兴的是，有些“转化”过来的人正在起示范作用。比如陈七三，当年同何克昌一样属“钉子户上访的带头人”，现在已成“移民致富带头人”。

　　“知道家里要淹了”

　　三峡成库前，高阳以殷实闻名。小江(又称澎溪河)南向注入长江，两岸是连绵起伏的群山，高阳有七个大平坝，良田沃土，远近少见。

　　何克昌18岁起就在小江上背纤。1963年，他获得小江航运公司的工人身份，但娶的妻子，生的儿女，都是农民，住在高阳镇高阳村。

　　上世纪80年代，他在船上看见两岸勘探“搞得轰轰烈烈”，90年代，又在宜昌见到三峡工程的工地，“知道家里要淹了”。

　　1992年，三峡工程确定上马，高阳镇近1.7万人面临搬迁。高阳镇明冲村的年轻村民陈七三形容当时的情况是“人心惶惶”。从2000年开始，高阳镇进入集中搬迁时期。随后三四年的高阳，陷入搬迁的漩涡之中。

　　云阳县移民局信访科科长宋国富记得，自己曾被移民围住，遭吐口水，“还不能生气，生气的话，他们就会抓住你工作方法上的把柄，把事弄大。”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移民干部们都有说不尽的委屈：上有刚性的政治任务，下有移民的“不尽配合”，挨骂是家常便饭，挨打间或有之。一位分管移民工作的副县长说：“我们的真实感受，外人无法真正理解。”

　　曾任云阳县县长、县委书记的重庆市移民局局长王显刚向本刊记者分析，高阳的不稳定，除原有农业条件较好而不愿搬迁的因素之外，也与当地小江电站的“先例”有关。小江电站由地方政府于上世纪70年代兴建，“开始补偿较低，移民每闹一次，补偿就提高一点。”

　　王显刚同时表示：三峡移民补偿偏低。

　　1994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确定，三峡工程移民静态投资概算为400亿元；2007年7月，国务院三峡建委批准增加移民概算近80亿元(均为1993年5月价格)。目前的移民总数，据国务院三峡建委办公室介绍，已近130万人。

　　身处移民工作一线15年的宋国富如此描述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搞的库调(作为补偿依据的库区淹没损失调查)，市场经济时期搞的补偿。”

　　三峡工程论证之时，持异议者担心国家财力难以负担。主建派则提出开发性移民、“前期补偿、后期扶持”的方针，称这具有前期投入较少的优势。

　　“为什么移民补偿低、跨度长达十几年，还能如期实施下去？”王显刚自问自答：“正是因为以县为基础的体制，政策是中央的，操作是基层的。”

　　三峡工程实行移民任务和资金双包干，国家任务层层分解到基层政府乃至具体单位、个人。

　　何克昌却怀疑基层的操作。2000年12月，何克昌等15人成立了未经注册登记的“高阳镇移民监视协会”，何任会长。

　　何克昌向本刊记者解释立会目的：“为了落实中央政策，怕地方官员趁火打劫。”他称，国家拨给移民平均每人3万元的搬迁费，被逐级克扣。

　　三峡移民资金计算复杂，对十年前的个案争议，当事双方各执一辞。宋国富说，不清白的人难免有，但直接侵占人头费的事“太傻”，“一个连长敢扣士兵的军饷吗？”

　　2007年，国家审计署发布《三峡库区移民资金审计结果》指出，三峡库区移民资金管理较为规范，使用情况总体较好。同时，审计发现一些违规违纪问题，主要是超规模使用。

　　何克昌对地方政府不满，亦有私情。其母库调时在世，搬迁前去世，“为什么有的人(指像何母这样的人)得了补偿，我没有得到？”他至今不能释然。

　　宋国富说，不排除有错补案例，但“怎么能用错的比对的呢？”

　　何克昌称，“移民监视协会”只监督地方政府，并不干涉他人搬迁。而有当时的目击者称：官方主持的动员会一散，何克昌等人的“反动员会”随之召开。

　　2001年3月至7月，何克昌等4位“移民监视协会”成员先后被刑拘、逮捕、起诉。

　　法庭审理认为：由于何克昌等人的行为，高阳镇移民工作一度无法进行。地方政府派出工作组宣传动员，才使移民工作恢复正常。

　　同年8月，云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何克昌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处刑3年。另外3人以同样罪名处刑2年。

　　《法制日报》随后的报道称，此案为“三峡库区首起扰乱移民工作秩序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