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内心的自愿参与才是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群伟大慈善家的背后耸立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近日,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向中国近50位富豪发出私人晚宴邀请,以慈善为主题在北京小聚。然而与以往盖茨、巴菲特的天价晚宴探讨如何创造财富不同,此次关于探讨如何使用财富的免费慈善主题聚会遭到一些中国富豪的“婉拒”。随之而来的是舆论对“婉拒”者的刨根问底,对富豪不捐款的百端揣测,对盖茨和巴菲特慈善聚会用意的不断曲解。
是的,因为盖茨和巴菲特是世界名人,因为财富在中国社会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富豪们的特殊处境,这样的慈善聚会自然成为媒体头条和饭后谈资。人们也仿佛默认这些富豪和名人对公众的巨大影响力,期待他们用自己的财富和能力参与解决社会问题。毕竟,比起普通老百姓,富豪和名人所拥有的财富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让某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变得快捷而有效。
可是,如何让这个群体慷慨解囊,志愿贡献时间、金钱和能力呢?外界舆论压力确实可以成为富人捐款的动机之一,但是发自内心的自愿参与才是慈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正如盖茨,他不仅捐出了自己的巨额财富成立世界最大的私募基金会,全职投入慈善事业,把自己商业成功的经验和秘诀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还与巴菲特一起四处奔走呼吁富人慈善,引领富人慈善“运动”。可是像盖茨和巴菲特这样的慈善资本家,并非只是单纯依靠两人对世界和人生的大彻大悟,而更多的是由一个多元、积极、包容、友爱、协力的社会培养出来的。
在美国,政府为慈善捐款提供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非营利组织不断改善项目效度,提高筹资技巧,注重对潜在捐赠者的培养,加强对捐赠者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教育;企业也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来满足消费者对产品附加值的要求;学术机构不仅科学详尽描述社会问题,还与媒体和非营利组织合作,积极引导公众参与改变。接到来自不同慈善组织络绎不绝的劝募信、劝募电话、捐款致谢信、致谢电话、节日祝福、生日贺卡、工作简讯、年度报告、活动邀请信等,已经成为每个在美国生活的人最日常的经验。没有一个人因为不捐款、不参加志愿活动而被非议,但是也很少有人不支持自己所关注的慈善事业和慈善组织。社会慈善事业多种多样:教育、医疗、救灾、就业、艺术、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残疾、动物保护、环保、和平、国际援助等,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与一个或几个慈善组织相连,或作为捐赠者,或作为志愿者,或作为倡议者。在美国,慈善和志愿成为了一种赢得尊敬的途径、获得工作提升机会的砝码、扩大社会网络的方式、培养领导力的摇篮、提升人生境界的需求。总之,一群伟大慈善家的背后耸立着一个生机勃勃的公民社会。
中国和美国确实有很多不同,盖茨和巴菲特对此也深有理解,但是他们依然前来与中国富豪交流探讨慈善之道。因为他们不是作为美国慈善家代表而来,而是作为一位富豪来与其他富豪探索如何让财富在慈善中运转起来,呼吁富豪回报这个造就他们今天一切的社会。可是富豪们要慷慨解囊,除了他们自身觉悟以外,一个大的慈善环境对刺激和鼓励富人捐款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在中国,慈善被人们放在神圣和高尚的位置,仿佛只有那些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捐赠才是真正的慈善行为,否则便会受到谴责和怀疑。但是与巨大而迫切地需要帮助的人群和社会事业相比,让捐赠者们获得些许心理满足感和崇高感又有何妨?即使富豪们的捐赠是出于愧疚、名誉、利益等“不太高尚”的动机,又何必苛求酷评?即使富豪们一时不愿意捐款,我们的社会是否可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他们的不为,避免诘难他们的捐赠数量和方式?我们的慈善组织是否可以继续发掘他们的潜力,培养他们的慈善兴趣,提供多元的慈善选择,改善慈善筹资的技巧,认可和荣耀他们的慈善行为并提供新颖高效的慈善产品?我们的媒体是否可以在揭露问题的同时,避免将名人的慈善新闻娱乐化?
如果我们能做到如此开放,就完全可以承受某些富豪对慈善“说不”,因为“说不”也许并非他们拒绝慈善的结果,而只是他们认真考虑参与慈善的开始。
何莉君 作者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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