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人口普查入户难曝社会信用危机

　　从9月1日起,手机实名制正式实施,其实这个制度酝酿已久,人们对它的出台并不感到意外,而且经过长时间的论证,人们对手机实名制的正当性、合理性已经达成了共识,并没有更多的异议。虽然如此,实践中这一制度的推行难度依然很大,大多数手机用户对实名制顾虑重重,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心个人信息泄露。

　　无独有偶,即将于11月1日正式开始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人口普查作为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对国家管理的意义连小学生都明白,本来也毋须多说,但在前期的入户摸底过程中, 很多普查员依然遭遇了入户难,一些住户表现出了强烈的不配合。究其原因恐怕依然绕不开个人信息安全问题。

　　我们知道,有关个人信息安全我国已做了立法保护,甚至提升到了刑法的层面。2008年刑法修正案(七)新增了“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都将承担刑事责任,对个人最高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对单位可处罚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公众所担心的问题应该已经解决了,无论是电信部门,还是普查员个人如果泄露公民个人信息都会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从刑法确立这个罪名至今两年多来,个人信息距离安全状态依然遥远,我们依然处在各种商业广告和短信诈骗的包围之中,事实上,“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一直鲜被使用。出现这种情况固然有司法机关取证难,打击不力,金融、电信、医疗等相关单位不积极配合等客观情况,但这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包括个人信用、企业信用、社会信用、政府信用在内,我们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出了问题,一个小小的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并不足以支撑起整个社会信用的大厦。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政府实现公共管理,推行公共政策不可能指望仅仅通过一纸行政命令的方式就能得到一以贯之的贯彻和落实,而是既需要随时借助企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同时更需要得到民众的支持、理解和配合,而公众的支持对公共政策的推行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政府必须寻求民意基础,寻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原因。而公众的支持一方面源自于对政府的信任,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对政府借助的企业和社会组织的信任,如果这种信任发生动摇,那么,公共政策的推行就会遇到阻碍。

　　无论是手机实名制,还是全国人口普查,作为国家推出的一项重大公共政策,其合理性、合法性本来毋庸置疑。推行过程中的不顺利,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卡在了个人信息安全问题上,但实际上却是受困于整体的社会信用危机上。近年来,无论是个人、企业、社会组织,还是相当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一时、一事的利益和目标都在有意无意地透支着各自的信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不稳定。

　　手机实名制需要借助电信部门的力量,这种借助不仅仅是技术力量的依靠,更是对电信部门社会信用力量的依赖。但是当电信部门滥用垄断地位,服务质量差、乱收费、乱计费的现象长期不能得到根本改变时,又怎能让公众相信手机实名制不是另外一种恼人的花样?

　　同样,人口普查需要借助物业管理部门和社区服务部门的信用力量,可是当物业管理只是热衷收费,社区服务总是难如人意,那又怎能敲开住户那扇紧闭的房门?

　　毫无疑问,公共政策的推行更是离不开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信用力量。然而,基层政府由于在日常服务管理活动中与公众打交道最多,最容易建立信用,也最容易失去信用,一旦工作失误就会引起公众的普遍不满,导致公众不支持、不配合,从而为公共政策的推行制造障碍。

　　从手机实名制和人口普查工作遇到的阻碍,我们看到要想使公共政策得以顺利推进,恢复公众对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信心至关重要。从政府层面来讲,需要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格外珍视和维护自己的公信力,通过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履行管理职能,逐步收复信用“失地”；从社会层面来讲,需要国家通过完善立法、严格行业自律来培育和维护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力量的信用。事实上,社会信用体系越完善、越稳定,政府公共政策的推行就越顺利,可借助的积极力量就会越多越强大。(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