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委书记王荣：下一步是叫板新加坡、香港(2)

　　“先行先试”没有“天花板”

　　范恒山直言，在全国已经全面开放的情况下，国家不能再仅仅给予特区更多的优惠政策。在如今的政策环境下，国家所能给予的优惠政策的空间也已经很小了。而且，依靠优惠政策所取得的成就，往往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此，国家未来将会从既给特殊的权利又给优惠的政策，逐步向更多地给特殊的权利转变。”

　　他指出，从另外一个层面看，即便是全国都有了和深圳一样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主义体制完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权利，也有一个基础、经验、能力、操作技巧等方面的问题，“同样的权利不等于同样的能力和同样的基础，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深圳作为特区仍然有先行先试的空间。”

　　也就是说，未来特区之“特”不在于拥有多少优惠政策，而在于继续拥有先行先试的权利。事实上，国家期待深圳特区“先行先试”的探索空间巨大、任务众多。辛向阳认为特区的当代含义应该是，“特别能创新”、“特别能抗击经济风险”、“特别能出经验”的地区。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应该肩负的改革责任。

　　其一，继续解放思想的责任。“新世纪、新阶段继续解放思想的任务非常繁重，比如探索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观念的解放问题。”辛向阳分析说，例如深圳要探索经济发展中时间因素的利用问题，以土地为基础的空间因素成为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关注焦点，“土地饥渴症”到处显现，其实经济发展中还有一个基础因素就是时间变量，“马克思曾经讲，时间是发展的空间。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时间也是空间，要树立时间经济的意识，要探索时间经济的内在含义。”

　　“纽约在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没有突破曼哈顿岛，却成为了世界城市的老大。”他介绍说，目前我国每新增100亿GDP产值需要新增6万亩土地支撑，“如果在既定空间内不是8小时而是24小时地连续生产、交易、消费、投资和创新……那么将衍生出数倍于空间经济规模的时间经济。”深圳如果能通过时间经济创造财富，就是一种思想解放。

　　其二，要敢于和善于向改革纵深挺进，为国家的全局改革积累经验、探索方向。辛向阳认为，当前国家层面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战略性挑战课题，比如大幅度提高农民工工资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升值对产业结构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强力调控房地产市场会不会严重冲击经济增长？限制和打击既得利益集团将对改革和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变化？放手发展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形成的效果如何？等等。

　　“深圳能不能在这些事关中国发展关键的问题上先行先试，为中央决策提供决心？”辛向阳提出，深圳应该利用“富士康事件”认真研究提高农民工收入问题，“深圳敢不敢、能不能探索出一条劳动力成本提高下不断提升产业质量的道路？”

　　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范恒山指出，由于涉及政治体制等方面问题，行政体制改革一直是薄弱环节，“无论是从完善深圳自身发展，还是从发挥其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或是从中国面临的行政体制改革需求来看，深圳都有必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今后改革的重点，作为先行先试的重点，走在前面，在建立法治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等方面积极摸索经验。”

　　当然，“先行先试”离不开中央的支持。作为中国改革30年历练出来具有深厚改革理论研究和丰富改革实践经验的学者型官员，范恒山认为，“从国家层面讲，仍然要有意识地发挥条件较好的地区的作用，赋予深圳这样的地区在一些关键领域和一些重要环节大胆探索试验的权利。”

　　另一方面，他强调深圳更应当继承自己过去敢闯敢冒的进取精神，继续主动担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和“试验田”，“优惠的政策没有了，作为特区要进一步发展，要保持领先地位，必须更多地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去先行先试，去承担起这种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