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责任论”于理不通 无端炒作误导舆论

　　刚把中国推上“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的交椅，西方媒体又拿出周一公布的日本第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同期数据作比较，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炒作。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西方舆论“捧杀”中国的势头甚嚣尘上，片面夸大中国的实力和影响，频频抛出“中国责任论” ——“顺差责任”“债权责任”“汇率责任”“储蓄责任”“能源消费责任”“碳排放责任”……旨在促使中国按照西方意图进行政策调整，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从而遏制中国的发展。

　　与此前“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明目张胆”的攻击相比，“中国责任论”更具隐蔽性，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大。如果这些说法成立，那么中国不仅要担负国际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的罪名，还将可能被推向承担与国情不相称的国际责任的深渊，中国社科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志勇告诉记者。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计秋枫教授认为，“中国责任论”始于金融危机前，流行于危机爆发后，是西方国家试图让中国为金融危机“买单”的舆论工具。

　　秋枫分析认为，2007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曾提出“中美国”的观点，称“中美两国相互依存，形成了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但金融风暴后，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减少，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在增加，“中美国”的平衡结构被打破了。因此，美国提出要“再平衡”，就是要中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责任论”由此流行。

　　计秋枫说，当中国不愿承担西方强加的责任，反击西方要求它承担其所应尽的责任时，就有了“中国傲慢论”；当西方相继陷入困境，就有了“中国独秀论”。然而不管是什么“论”，都是西方将其应该承担的责任强加到中国身上，其中有多种形式，比如人民币汇率、贸易、美国国债、以及碳排放等问题，这就是“中国责任论”的核心。

　　在这场“中国责任论”的持久战中，某些学者、媒体、国家政府，多次发难，认为中国“刻意保持巨额贸易顺差”、“操纵人民币汇率”、“持有大量美国国债”以及“国内消费不足造成高储蓄”，从而最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认为，此类说法显然有失公平。“全球经济失衡绝对不是某一国因素造成，把问题归咎于中国本身就是不公正的。”张晓晶说。

　　在“顺差责任”的问题上，杨志勇指出，美国一方面大量进口中国产品，另一方面，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实施严格管制，是造成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

　　据商务部数据，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快速增长，但自美进口比重从2001年的18.3%下降到2009年的7.5%。如果仍按2001年的进口比例推算，2009年美国对华出口至少损失330亿美元。

　　而在“债权责任”问题上，美国将中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二震指出，对于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国债，美国国内的意见也并不统一。一方面，要求中国多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危机分担责任，即救美国。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持有美国国债过多，有操纵美国之嫌，即害美国。其实“中国责任论”就是给中国下套：如果救，就是承担所有责任；如果不救，就是不负责任。

　　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迅速参与了包括G20在内的国际经济多边协调行动，对内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增长、扩内需，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后陆续出台“节能减排”措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张晓晶对记者表示，“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中国自身经济的增长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复苏与稳定的最大贡献。此外，经济刺激计划之下的大量政府投资，本身也拉动大量进口，对全球实体经济走出衰退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近年来中国在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能源结构，植树造林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数据显示，1990年到2007年，全球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平均下降了15.4%，美国下降了27%，发展中国家平均下降10.2%，而中国则下降了49.2%。

　　进入2010年，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包括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对超能耗企业实施惩罚性电价等在内的一系列举措，为“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将比2005年降低40%-45%”的减排目标作出不间断努力。

　　专家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经济总量迅速上升，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等指标居世界第一，中国已经从世界经济舞台的边缘走到了中心，但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的人均GDP仅有3700美元，排在世界100位以后，与人均4万美元的日本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高达1.5亿。中国应承担自己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

　　计秋枫认为，决定责任承担与否的主动权应在中国手上，比如在国内责任能够承担的前提下，适时适度承担国际责任。中国已经在一些领域有效地展开国际合作，承担责任，比如能源、跨国犯罪、反恐、反核扩散、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等。因此对于西方诸如“人民币一次性大幅升值”、“中国接受特定的减排额度”等超越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过分要求，需要有理有节进行驳斥。(曹筱凡 顾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