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80亿投入第六次人口普查 准确性成最大挑战(2)

　　“六普”仍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即将大张旗鼓展开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长期以来在人口普查中存在的问题也再次摆上了台面,成为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所无法回避的挑战。

　　“时间过得真快,似乎感觉我们对‘如何把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搞准’的讨论只是刚刚结束,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马上又要开始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中国的第六次人口普查能否把数据搞准?这是一个问题,需要人们去回答。”

　　“可以说,数据的准确性已经成了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性问题,也影响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完善。”乔晓春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谦也认为,第六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虽不是处于世纪之交、千年之交,但它对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自身发展将产生大的影响。

　　回忆10年前,王谦向记者透露,在“五普”的准备阶段,各方对于“五普”的质量颇为担心,对于影响“五普”质量的原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五普’的结果证明事先的担心并非多余。尽管我们为搞好‘五普’采取了各种对策,总的看‘五普’也是成功的,但其主要数据的质量(低年龄组人口和调查前一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的漏报)还是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数据质量的准确性甚至撼动了普查的基本功能和作用。”王谦说。

　　王谦进一步指出,“五普”前后,各方归纳的影响“五普”质量的原因大致有:组织领导力量的削弱,群众配合程度的下降,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当事人不如实申报,如因担心受处罚或担心被否定计划生育工作成绩,干部群众故意隐瞒计划外出生,人口流动、人户分离导致调查对象的被遗漏或被重复登记,以及涉及普查员的一些问题等。

　　如今,10年过去了,“六普”依然面临上述问题。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普查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追踪并锁定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介绍,中国的流动人口在过去10年间增长了一倍,在2000年还不足1亿人,到2010年预计已达2.1亿人。

　　张翼介绍说,在这些流动人口中,18岁至40岁的年轻劳动力人口约占总数的75%；而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达1.57亿人,约占现在整个城市劳动力人口的一半。

　　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

　　“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我国人口总量、结构和人们居住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普查工作面临许多新情况。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数量大、频率高,人户分离现象十分普遍,普查难度提高；另一方面,公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增强,对如实登记的担心等会直接影响普查效果；同时人口数量作为‘分母’,与地方政府政绩密切相关,普查工作要做到客观准确,也存在一些难度。这种新情况新问题,都对人口普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用法律保障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高质量地完成任务,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北京市某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北京市某区人口普查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自《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实施以来已经组织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入学习和认真总结。“在‘六普’即将开始之时通过认真学习《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已经实现了人普工作的‘双赢’——人普工作有法可依,普查工作人员目标更加明确;普查对象有法可依,自身的权利义务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

　　这位负责人说,《全国人口普查条例》对于“六普”工作更加准确保质保量完成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要求涉及单个普查对象的资料,必须严格保密,不得向普查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泄露；不得自行修改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依法搜集、整理的人口普查资料；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及其他单位和个人伪造、篡改人口普查资料；不得对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拒绝、抵制人口普查违法行为的普查人员打击报复。”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条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公民提供的家庭及个人信息将予以保密,不向普查机构以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和泄露,并且不能据此对公民进行行政处罚。

　　此外,北京市和区县两级普查机构还设立了咨询举报电话,并在人口普查网站和报刊上公布专线电话,接受社会各界咨询,以及对普查违法行为的检举和监督。

　　根据《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普查对象应按时提供普查所需的真实信息,不得隐瞒或提供虚假信息,不得拒绝或妨碍普查工作,并且在普查登记完成后,申报人要签字或者盖章确认,对其签字或者盖章的普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今年的‘六普’,有了《全国人口普查条例》的‘支持’,普查工作可以说是有法可依了。”这位主管普查工作的负责人如释重负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