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危管道事故频发警示：城市规划不能唯GDP

　　从大连到南京，看似无关的两起工业灾害事件，有着共同的逻辑机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7月28日，大连输油管道火灾事故爆发不足两周，南京迈皋桥地区原塑料四厂发生爆炸。

　　年初，兰州也发生过一起类似事故。1月7日下午，在距兰州市中心30公里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下属的兰州石化公司一厂区发生爆炸着火。

　　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南京市安监局局长丛跃滋8月5日透露，江苏省已经成立了“7·28”事故调查组，初步调查意见“下周估计应该就可以出来”。

　　大连“7·16”事件原因已基本清楚。

　　这类事故暴露出来的安全隐患值得深思。受访专家认为，近年来，我国正处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时期，原有的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落后于城市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一些地方为了追求高GDP，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安全问题。如何防范此类事故再次上演，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警示一：违规操作是直接导火索

　　无论是大连“7·16”事件，还是南京“7·28”事故，其直接导火索，都是工作人员安全意识不足。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大连采访中了解到，事发时，油轮已暂停卸油，但是输油管内仍继续被注入含有强氧化剂的原油脱硫剂。大连理工大学化工机械学院院长胡大鹏说，原油输送管道的危险性不是很大，如果没有违规操作，这个事故不会发生。他认为，事故主要是人为造成的，输入的催化剂量过大。“管道里已经不是原油了，而是催化剂了。按照管道安全压力等级来分，储油罐的安全等级比管道差好几级。操作者安全意识淡漠，甚至没有认识到存在的危险性。”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内资深管道研究专家指出，在管道里加入化学添加剂，不仅中国有，全世界都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入的量必须要做实验。一方面，加得多不划算；另一方面，加得少也不起作用。而且加剂的过程都有严格的规定。

　　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南京。据本刊了解，事故发生地原南京塑料四厂厂区已被列入拆迁规划，邵殿军以扬州宏运基础配套公司名义中标进行拆迁，而拆迁工地实际负责人为邵殿军的姐夫董来荣，董来荣又雇用其小舅子方强锋参与具体拆迁工作。方强锋在现场操作机械平整土地时碰裂地下的丙烯管道。

　　不仅如此，根据丛跃滋向本刊透露的信息，事发前，拆迁队伍已被告知当地埋有管道。但是，拆迁完成以后，拆迁队伍知道下面有些废钢材，想挖出去卖钱，就继续下挖。而按照起初设计，并没有继续下挖这一程序。

　　北京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毅存认为，南京爆炸事故暴露出太多的问题。一般来说，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国家规定，不能层层转包，更不能无照经营。然而，很多地方存在的情况却是，通过层层转包，上一级承包人赚够一部分钱就走了，施工却往往是私人承包或者没有资质的人员。以南京为例，拆迁施工人员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不懂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行业的相关知识。“这种野蛮施工后果可想而知，过去没出事是侥幸。”他说。

　　警示二：安全预案不足是致命伤

　　从事故发生时的处理状况来看，安全预案的不足，是导致事态扩大的主要原因。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大连“7·16”事件现场看到，消防车通行和救援拥挤不堪，缺少溢油缓冲池等整体防范措施。有业内人士指出，仅由此就可看出，这个在国内港口中规模巨大的储油罐区，显然缺少灾害防范的完整预案。

　　而且，尽管现场有一支消防队，并拥有几台消防车辆和部分消防物资，但是，这种消防规模和水平远不能胜任大型救灾。其直观体现就是，救火刚开始不久，用于灭火的泡沫灭火剂就已用光。

　　记者记录下16日晚到17日早上，发生在指挥部里的几个会商场景，从表象上看看“漏洞”都有什么。

　　场景一：大连市保税区消防大队大队长崔洪涛走进临时指挥部的时候，有领导问现在火场缺什么？他说，最急需的是泡沫灭火剂。多位领导焦急地相互问：这么大一个储油罐区，不应当多准备一些这个东西吗？赶紧请求支援，用飞机抢运……

　　场景二：在大连新港指挥部16楼的会议桌前，一个大校级的军人向首长紧急汇报说，他的突击队员已经到达救火现场，等待命令冲进火场关闭输油泵。但是，他们没有防火服，也没有任何有关油泵操作的技术资料。

　　场景三：几位专家在16楼的另一个会议室开会，谈论储油罐火灾现场暴露的问题：基础建设中没有搞原油泄漏缓冲池；罐与罐之间的距离太近，发生火灾后，消防车辆无法畅通进入和形成战斗队形。

　　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管道研究专家说，从技术上来看，通过运输管道的控制系统都能实现良好的安全防控。比如，管道的压力、温度等条件都设有上下限值，当超过限值时，系统会进行自动切断处理。针对大连“7·16”事件发生后因断电而出现的油罐阀门无法关闭问题，他表示，一般来说，运输管道的控制系统有两个电源，如果主电源失效，备用电源同时启动。如果两个电源同时失效，还有UPS(不间断电源系统)可以满足仪表仪器一个小时以内的用电。他认为，“7·16”事件和“7·28”事故在自动化管理系统上完全可以防止住。

　　警示三：

　　重化工布局规划应因时制宜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初被认为规划合理的重化工产业布局，目前正面临着城市化进程加速的挑战。

　　以南京迈皋桥地区为例，《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当地早在10多年前集聚着多家化工厂，及地板厂、石料厂、液化气厂、加油站等。而这些工厂陆续兴建时，迈皋桥地区还是一片农村景象。彼时，化工厂规划在当地被认为是合理的。

　　然而，随着南京城市规模的断大，迈皋桥地区的化工厂被政府陆续外迁，兴建起了大量的居民小区与商铺。正是这样的历史变迁，使得由化学原料输送管道因盲目施工引发的南京“7·28”爆炸发生在了人口密集的市区。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对城市地上的信息掌握较准，但对城市地下的信息了解不够。”南京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蒋伶表示，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有关部门对地下管网的清查有些忽视；另一方面，一些工程在实际施工中，往往对设计图进行改动，而最后的竣工图没有及时存档，给以后的工程建设留下了安全隐患。

　　“7·28”事故暴露了南京地下管网在安全管理上的突出问题。统计数据显示，南京全市化工管网长达6000多公里，其中50%在地下；全市还有285公里燃气管道和3800公里供水管道。但目前这些历经百年建设的地下管网层叠交错、分布杂乱，没有明晰的路线图。

　　对此，高毅存认为，针对城市化带来的化工企业和居民区出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现象，各个城市都有较为成熟的做法。工业是要优化的，无污染、低能耗的留在城里，有污染、高能耗、高危险的都应该迁出去。他说，当前，“有的城市或许由于迁出成本比较高，或者一系列的裙带关系等原因，搬迁迟迟不动，一直等到一些地产商出高价买地的时候才迁。”

　　他指出，针对此类情况，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出手，不能等到有人出高价来买地的时候才迁。

　　与此同时，本刊记者在大连火灾现场和救灾过程中发现，在大连新港这个庞大的储油罐区，近百个储油罐设置非常密集。国家海洋局、环保部与安监部门等的人士看后均表示，单从密度上讲，这里的规划设计就不合理，缺少安全的考虑。另外，将不同品种的化工产品放在同一区域，加大了环境风险。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认为，一般来说，化工企业从节约生产、运输成本的角度出发，都倾向于选择深港码头。但是，规划部门考虑到化工企业的污染以及对周边居民的安全威胁，要求它必须远离城市的建成区。

　　杨保军表示，要考虑到它污染的影响原则就是放在城市的下风下水区，一旦泄露，如果在城市的上游，整个城市的水源都可能会被污染到。

　　“而且，万一出现管道泄露，不能让泄露范围蔓延出去，要有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修些安全堤，不让其直接流到江河湖海，否则后果将非常可怕。”杨保军说，考虑到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影响，要计算冲击波可能辐射的距离，“在此范围内禁止建设，尤其是不能有人在生活。另外还须建设一个防炸墙，或者利用山体坡地陡坎，一旦出现事故，不至于扩散出去。应该建立这样一种安全防范意识。”

　　警示四：城市规划不能唯GDP

　　教训并不止于此。针对近期频繁出现的城市重化工业灾害，杨保军认为，城市规划过程中如何选择与本城市区位因素相符的产业，不能把目光仅停留在短期的GDP上。

　　杨保军表示，对于中国甚至全世界来说，大型石化的重要性自不待言。但是，当前，各地对大型石化项目的争夺，已趋白热化。他表示，当前，由于大型石化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对GDP和税收贡献高，我国各个地方政府最想争的就是此类项目。

　　据了解，2006年，我国化工、石化项目环境风险大排查结果显示，总投资约1万亿元，计7555个化工、石化建设项目。而且，其中的81%都分布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辽东湾、莱州湾、长江口、杭州湾、珠江口等水域，均分布着诸多近年建成的化工园区。

　　杨保军认为，此类化工企业的大幅上马，源于GDP冲动，但是，却忽视了污染和给周边居民带来的安全威胁。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地方政府通过石化来提高GDP的愿景，现实中却并不一定完全如意。以南京为例，杨保军将杭州和南京相比较之后指出，二者都在长三角地区，都为古都，自然风景秀丽，且均有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从区位条件来看具有较强的可比性。但是，南京自改革开放前以来，就一直打造石化产业。上世纪80年代，发展石化有其历史原因，但是，一旦石化发展成功以后，南京市形成了路径依赖。而杭州则吸引有创业能力的人才，打造“休闲之都”、“创业之城”。

　　根据他的比较，2009年，杭州的GDP比南京高1000亿元左右，环境也胜于南京。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已实现“坐三望二”，综合国力已有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由重“量”到重“质”的转变。尤其是工业经济发展，更要充分考虑环境的容忍度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没有人会抱着一个炸弹睡觉，虽然炸弹可能不会爆炸，但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杨保军说，“城市规划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在城市旁边放着一个有危险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