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近日印发了《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指出,对于公款出国(境)旅游的组织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公款出国旅游到了中纪委不得不大力惩戒的地步,无疑证明公款出国游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现实中,公务人员要想出国游,总是可以找到很多借口,尤其是在国际化的口号下,出国旅游更可以变得堂而皇之。诸如考察、学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参加会议等名目繁多,反正只要有公款开支,只要这种公款开支缺乏公共监督,缺乏透明度,就一定能够找到借口。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接受中国政府网和新华网联合专访时,曾经就治理“三公消费”现象给予明确指示。他认为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温总理援引建国前毛泽东主席和黄炎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解决“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问题,认为“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等“三公消费”关系到整个反腐败,而反腐败最重要的是民主,只有民主才不会出现人亡政息。温总理的话直逼要害,要想遏制公款出国游等公款滥用现象,必须提升公共监督的水平,让民主在反腐败中发挥关键作用。
据称,我们已经成为全世界公款消费第一大国,不但是第一大国,而且全世界其他大国加起来的公车总数也未必有我们中国多,只是这样的世界第一丝毫不会让国人产生自豪之感。为什么其他国家“三公消费”少,而中国却如此庞大呢?其他国家不是没有官员乘坐公车,不是没有公务招待,也不是没有公费出访,但是受到了议会、传媒和公众的严格监督,在各种层次的公共监督之下,官员使用“三公消费”不能随心所欲,而只能够按照章程来办。中国也不是没有章程,各种限制公款消费的制度层出不穷,可惜收效甚微。这主要在于国内的制度制定容易,实施太难,总是容易在执行过程中变异,而之所以变异,还在于权力不受体制外约束,权力习惯于内部运行。
“三公消费”为什么如此剧烈,为什么中国出台这么多制度都无法遏制?这便说明纯粹靠体制内监督和惩罚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原因主要在于体制内监督有内部运行的一套规则,通常都是谁的官大谁说了算,其结果就导致监督结果被内部掌控。在内部掌控的情况下,公款滥用便具备了被内部化解的可能。要想中纪委关于公款出国旅游的处分条例真正落实到位,除了纪委监督以外,应当充分发挥媒体和公众的监督作用,一旦让媒体能够较为宽松地报道,让公众的监督能够切实反映出来,内部化解便无法随心所欲。这便使得公款出国旅游的风险成本增加,无形中遏制了公款出国旅游人数。
公共监督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可以和纪委监督、人大监督等形成多种层次的监督体系,从而使得监督体系健全,从内部到外部,形成监督的天罗地网。只要监督到位,只要形成各种层次的监督模式,监督中所存在的猫腻便无处可逃。公款出国也好,公款吃喝也好,也才能真正挖掉这些公款消费的“祖坟”,使得公共财政能够切实落实到位。南方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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