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谈判代表12月8日下午在气候大会的一个发布会上，还公然拿中国与欧盟的减排目标做比较。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气候谈判中方首席谈判代表苏伟表示，欧盟把自己应承担的国际义务和发展中国家所提出的国内自主行动目标相比较“有点不厚道”，此外欧盟现在提出的所谓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20%到30%的目标，与发展中国家要求其减排40%的目标也相差很远。

　　瑞典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和环保组织地球之友12月9日在哥本哈根联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可能会让欧盟“很尴尬”。该报告说，到2020年，欧盟应在1990年的基础上减排至少40%才足以帮助避免气候变化至危险水平，并偿还多年大量排放所欠下的“气候债”，而且对欧盟来说也是“可行的，并且可以负担得起的”。

　　陈迎指出，从欧盟10月30日发表的一份新文本的立场来看，欧盟意欲加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在哥本哈根大会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是欧盟在文本内总是强调“所有国家”和“有条件的”，以模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区别，并暗示只有其他国家跟上，才能达成全球性协议。

　　欧盟还在资金问题上“模糊化”，文本抹掉了150亿欧元资金援助的数字。此外，文本内容强烈跟贸易措施挂钩，欧盟非常可能在大会上再提贸易措施，并视大会结果在会后启动贸易措施。陈迎强调，在碳关税问题上，欧盟比美国提得更早，走得更远。

　　会前，美国、中国和印度等国相继宣布了各自的减排目标，被视为给并不乐观的哥本哈根大会带来了“一些积极信号”。

　　对于中美两国相继提出减排目标，邹骥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美国的目标和预期的还差很远，也与美国的历史责任不符，但中美两国的行动表明，大国试图推进哥本哈根进程获得一些进展，这是好事。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显示出诚意和积极的行动，被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

　　哥本哈根之后

　　尽管哥本哈根大会还没有闭幕，但国际社会更多地将眼光瞄准了大会之后，认为真正的谈判可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

　　2010年，全球还将召开两次国际气候会议，届时国际社会可能会进一步细化应对气候变化的一揽子方案。

　　此外，哥本哈根谈判的是2012～2020年的中期目标，2020年后的减排具体安排的谈判今后也将提上日程。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访问的专家也表示，哥本哈根大会之后，围绕气候变化问题还有更长更艰难的路要走。

　　邹骥认为，哥本哈根大会在一些一般性的问题上可能达成一些共识，但更多的问题还要从长计议，例如发达国家减排目标、资金和技术问题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等。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副所长赵宏图形容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过程”。哥本哈根大会最可能的是实现政治性框架协议，要如预期达成后《京都议定书》安排可能性不大，因此哥本哈根会后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他说。

　　赵宏图对本刊记者说，虽然哥本哈根大会的结果可能不如预期，但应该看到这些年来关于气候谈判的进程还是取得一些进展的。从这一两年来看，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的密度和国际协调力度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有关国家的表态也更进了一步。

　　“往前走就是进步”，赵宏图说：“哥本哈根不是终点，更多是一个新的起点。”

　　根据气候变化绿皮书的分析，漫长的后哥本哈根之路将面临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如果哥本哈根大会能达成框架性的政治协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需要进一步就各方面的技术细节进行谈判，深化完善。

　　二是执行。一旦缔约方谈判完成哥本哈根协定的技术细节，还需要各国政府正式批准，使其生效。

　　三是创新。2020年以后的国际减排协定面临启动谈判进程。届时，发达国家必然要求包括全球所有缔约方的国际减排协定；许多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例如早已成为富国俱乐部成员的韩国、墨西哥和新加坡，甚至发展中大国中国、巴西、印度，也要以某种形式参与全球减限排的承诺。

　　世人期待着哥本哈根大会能就攸关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的挑战作出抉择，能让哥本哈根(Copenhagen)变成全球新一轮应对气候变化的“希望之本(Hopenha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