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组织运作方面，俄罗斯目前的政党大多没有严密的章程、明确的纲领、健全的组织系统和稳定的群众基础，政党多数比较松散，党员流动性很大，不能正常开展组织活动，缺乏真正的凝聚力与执行力。以现在的俄罗斯第一大党——统一俄罗斯党为例，该党立党至今只有短短的8年，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权党”，亦即依附“政权”而生存发展的党。许多党员本身就是当权派，在中央和地方政权机关担任重要职务，该党还吸纳一大批企业家入党，可谓非富即贵，具有鲜明的利益结盟特征。2002年，“俄罗斯政治动态研究中心”主任费奥多罗夫在一个座谈会上评论说：“统一俄罗斯党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社会威望，完全依仗普京；……不是政党产生领袖，而是领袖决定政党。一旦情况发生变化，该党就有可能发生分化，甚至走向衰落。”可谓是道出了该党的严重弊端。

　　在2007年最近一届的杜马选举中，统一俄罗斯党虽然大胜，成了俄政坛具有压倒性优势的第一大党。但普京与梅德韦杰夫等人的威望才是其获胜关键，政党本身的动员能力并不让人信服，况且其内部的派系矛盾也常凸现出来。可以说，该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存在巨大差距。

　　另外，中俄两国自然条件、社会、文化上的巨大差别，也让俄罗斯无法“复制中国模式”。俄高等经济学院学术院长叶夫根尼·亚辛认为，虽然中国模式被许多俄罗斯人看作样板，可是中国模式绝对不适合俄罗斯。在他看来，中国模式之所以成功，也要考虑中国的文化因素。他的大致意思是，种植水稻需要精耕细作，传统的稻谷文化培养了中国人勤劳肯干的特性，而儒家学说又帮助中国人很好地协调了人际关系。俄罗斯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扩张型文化。地广人稀、资源丰富的俄罗斯，其发展途径只能是走创新之路、发现之路，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

　　俄有借鉴　但并非照搬

　　回过头来再说说绥芬河会议。事实上，统一俄罗斯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两党交流并非新闻。早在2007年5月，第一届中俄政党论坛就在莫斯科召开过，当时双方着重就亚太地区战略安全问题进行了讨论。

　　今年6月，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在北京与统一俄罗斯党总委会主席团书记、俄罗斯国家杜马副主席维·沃洛金签署《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合作协议》、《中国共产党与统一俄罗斯党2009～2011年合作备忘录》两项协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还出席了签字仪式。

　　至于这次绥芬河会议，也远没有一些媒体所分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模式匹敌美国模式”的内容与目的。与会的俄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说，这次会议的重点之一，是为统一俄罗斯党领导人普京10月12日至14日的访华做铺垫。

　　科萨切夫还坦诚地说，统一俄罗斯党要借鉴的不仅是中国的现代化经验。他说：“我党对中国党和国家建设的经验很感兴趣。俄罗斯不应只崇尚西方的民主模式，而否认中国模式不容置疑的优点。”他认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就是中国模式的优势。科萨切夫认为，在选择反危机战略时，俄罗斯也应考虑借鉴中国的经验。

　　至于中俄政党论坛，科萨切夫说：“我们准备定期举行这种会议，每两年一次。下次会议在俄罗斯举行，议题可能是现代化和推广创新技术的问题。双方都有这方面经验，有可以借鉴和讨论的东西。”

　　由此可见，统一俄罗斯党对中共的经验有兴趣，但基本上局限于具体事务的具体操作手法上，其目的在于加强自身的组织建设、提高党的贯彻执行能力、更好更协调地解决问题，而不是照搬照抄，去复制“中国模式”。

　　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不存在“某某模式”适用全球各国的神话，这本是简单的常识。但中俄一次正常的两党交流，竟引起反响颇大的争论，倒是值得深思。(郝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