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那次峰会上，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公开表示愿与奥巴马做朋友，并立即决定与美国恢复大使级关系。

　　同样是在今年4月，奥巴马在作为冷战象征的捷克首都布拉格发表演说，表示“将采取迈向无核武世界的具体措施”，并呼吁其他有核国家予以赞同。“无核武世界”，是奥巴马在学生时代就有的梦想。

　　在联合国安理会9月召开的以核裁军和核不扩散为主题的首次首脑级会议上，美国提出的关于实现“无核武世界”的倡议得到了一致通过，成为了废除核武器呼声在全球高涨的契机。

　　客观讲来，托尔比约恩·亚格兰的颁奖词并非只是吹捧：“作为总统，奥巴马在国际政治中创造了一种新气象。多边外交又重获中心地位，强调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作用。对话和谈判成为解决哪怕是最复杂国际冲突的首选手段。无核世界的观念有力地促进了裁军和军控谈判。很少有人能像奥巴马这样引起全世界关注，让人们期望更美好的未来。”

　　虽然在这个时刻，和平奖委员会和奥巴马都不得不面对嘲弄和批评，但嘲弄毕竟与愤怒不同。

　　不论是近年来的多位和平奖当选者，还是此次候选名单中相当一部分人，都存在诸多国际争议，对他们的选择，将带来压力、争吵，乃至更严重的后果，奥巴马虽成绩“不够卓著”，但选择他其实相当保险。

　　和平奖体现的价值标准

　　10月10日，挪威主要反对党领导人质疑把和平奖颁给奥巴马的决定，要求诺贝尔评审委员会主席亚格兰辞职，理由是他同时担任欧洲委员会秘书长有损诺贝尔评审的独立性。亚格兰曾出任挪威首相和外交大臣，今年起担任委员会主席，上月底当选为欧洲委员会秘书长。

　　其实，诺贝尔评委会的立场多年来是基本一致的。虽然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写明，和平奖应该奖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结束军国主义和战争，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做出最大贡献的人(机构、组织)”，但他并没有规定实施细则。

　　和平奖不和其他4个奖项同时颁授，而是选择在每年12月10日，即诺贝尔逝世纪念日颁发。颁奖地点也不在瑞典，而是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评委会成员由挪威议会任命，虽然宣称“不受其他国家和外国势力的左右”，但英语、法语背景，决定了他们对亚洲情况了解不多。

　　据统计，从1901年和平奖颁发至今，美国人或是机构获奖次数达到19次，远高于其他国家。而诺贝尔和平奖官方网站对1901～2001年该奖百年的数据做出统计，西欧国家获奖次数多达44次。获提名人员或组织也是绝大部分来自西欧和北美。

　　和平奖体现的价值标准并不是欧美的保守派，而是改革派、自由派。这一特色在2002年的评选中得到了突出体现。当年，与踌躇满志的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因“9·11”成为强势总统的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纽约市长朱利安尼等呼声很高的候选人竞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最终捧走和平奖。

　　1977到1981年，卡特任美国总统期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他的调停和斡旋还为以色列与埃及达成戴维营协议做出巨大贡献。卸任后，卡特成立相关机构，一度穿梭于几大洲对国际冲突提出解决方案。

　　但是接受和平奖前，卡特早已远离政治圈和外交圈。只是在当年5月，他访问古巴，成为自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第一位到访的美国前总统。和平奖评委会不去烧保守派的“热灶”，却把奖项颁给了卡特，这一决定颇耐人寻味。

　　“假如3年以后，美国能够主动将其战略核武器削减至50%，再给奥巴马授予这个奖，会更有说服力。关键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谁也不相信美国会削减核武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说。

　　现在，要求奥巴马拒领诺贝尔和平奖的呼声在美国不绝于耳。有观察家认为，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并不是“馅饼”，而是敦促奥巴马去兑现那些关于和平的承诺。换言之，这是欧洲人设计的“陷阱”，给美国总统戴上的“紧箍咒”。

　　“和平奖成了玩弄权术的奖项，是一个装了毒酒的圣杯，可能并非奥巴马想要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亨利·巴基说。

　　但奥巴马显得很坦然：“说实话，我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跻身此前获得这一奖项的革新者行列。授奖于我，是颁奖者发出的‘行动召唤’。”他计划于12月10日亲自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奖项，并将获得的140万美元奖金捐给慈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