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三：“重头戏”在于增加互信与合作

　　黄星原告诉《环球》杂志，中国的外交排序，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虽然外交无小事，但大国关系无疑是国际关系里的重头戏，大国关系往往决定了国际形势的走向。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一跃而成为一些国际观察家眼中的“准超级大国”，美国、欧洲、日本等国的智库纷纷提醒自己的政府，下一步要应对的将是中国的“准超级大国外交”。7月27日至28日，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国外媒体热炒的“G2体制”似乎正在形成气候，法国《费加罗报》就在对话之后发表题为《两国集团的崛起》的文章，认为“在这个非正式的两国集团中，当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明天的超级大国中国将为规划全球的未来达成一致”。而日本和平安保研究所理事长西原正则把中国的地位进一步抬高，在他眼中，中国已与当年“万邦来朝”的景致无二，随着世界对中国经济依赖的日益严重，“高举自由、民主和人权大旗的大国领导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向中国献媚的世界，即‘媚华世界’正在形成。”

　　西原正引为佐证的例子是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西藏问题”。2008年12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当时法国为欧盟主席国)与达赖在波兰会面，中国采取了推迟中欧首脑会谈等一系列措施进行“报复”。最终，萨科齐不得不以暗示“不再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式来收拾残局。西原正认为，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已经成为中国处理大国关系的利器，因为“只有与中国保护良好的关系，才是眼下复苏本国经济的唯一命脉”。

　　被无限拔高的中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会否改变往常的思路，像西方少数人恐惧的那样要求他们“俯首称臣”？中国如何对待“G2机制”的提法呢？

　　王在邦对《环球》杂志记者说：“中国与美国目前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和影响超过其他大国，这是客观事实。但为什么一谈到G2，大家就要用冷战思维来看待呢？G2可以没有排它性，它不是像冷战时期那样结盟并对抗的关系，而是与其他大国合作，共同推动和谐世界的建立，中美两国可以是引领的，但绝非统治。”至于如何解决大国之间的问题，他认为还是要通过沟通和对话，要增加透明度和相互信任，“通过对话是可以改变对方的冷战思维的”。

　　刘建飞则把中欧之间出现的些许问题视为“就事论事”，他认为未来中国处理大国关系时并不会与现在有特别多的变化，基本还是寻求合作，不结盟不对抗也不树敌：“谁都是我的朋友，只要你不损害我的利益，我就可以与你合作。即使你损害我的利益，我们也可以就事论事，而不是一下子就变成敌人。中国与日本、美国也是有问题的，但该合作还是合作。”在他看来，中国应该搞清楚自己的实力，搞清楚G2的真正含义。在具体问题上，比如说应对金融危机上，中美两国起的作用可能大一些，但不意味着光靠两国就能解决问题；在维护世界安全上，美国还是会靠北约，这是美国与欧盟的G2；在核武器上，美国只与俄罗斯谈关于削减核武器的事情，这是美俄的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