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俊杰：

　　因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这套法律制度应该说相对是比较健全的，因为在这个进程当中，我们就感觉到欧洲人很多小事情，他会把它关注到事无巨细的这一方，他都会关注。

　　我举两个例子，就是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早几年前，我在丹麦我们做学术交流的时候，我们去了丹麦当时第二大的城市，叫奥胡斯这么一个城市，当时它正好是市政选举，市政选举的时候，当天晚上市政要员，尤其它这个市长就请我们吃饭，因为我们是中国远东来的客人，尤其我们这一块感觉到中国需要跟丹麦这样一些北欧国家加强交流，所以我们很重视，就是它所谓市政选举，我们就向他提出要求，能不能去现场看一看，起一个监督的作用，结果他同意了。但是他请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很诙谐地说了一句，他说哎呀，今天请你们吃饭，可能就是我最后一餐了，我说不至于这么悲观吧，他说如果明天我能幸运的话，我能再坐上市长，继续蝉联这个位置的话，我明晚上还请你们喝酒，但是他说这个东西变数是很大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明天是在何方。结果第二天果然不幸被他言中，他虽然作为当时这个城市的第一大党，他作为它的领导人，按说可以继续出任政府的要员，但是没想到人家第二大、第三大，其他的几个党派一连手就把他自己给压下去了，结果他就很抱歉地说，对不起，今天晚上的晚餐我不能请你们吃了。这就说明什么呢？就说明欧洲人做事是非常细致认真的，他说一一般来说他是不说二的，他是讲诚信的。

　　主持人：

　　尽管这些议员本身这种做法应该说并没有违法，但是他实际上钻了制度上的一个漏洞，这样一个空子，它这个漏洞，从制度的设计上来讲体现在哪儿？

　　赵俊杰：

　　我觉得这个漏洞，因为法律上我们讲有漏洞理论，很多是想钻法律漏洞的空子，就像律师辩护，他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甚至死的说成活的，铁定了的他可以翻案，这个东西当然是一种谋略了。但是我个人感觉到，欧洲的制度设计就是强调什么呢？强调公众认知对这个政府反作用，也就是公众有知情权，同时有监督权，一旦法律出现漏洞，公众一旦通过媒体告知了，知道这个政府出了这些丑闻，不管是多大的丑闻，但是公众不但有舆论监督权，有话语权，而且他要向政府问责，通过媒体。

　　所以我感觉到还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几年前，我们可以看到芬兰这么一个小国家，当时它的央行行长请欧洲的同行来吃了一顿饭，相当于国宴一样的，公事公办的一个饭局。当时在吃饭的过程中，同行就说你们芬兰做的法国的法式鹅肝，这道大餐太好吃了，吃两下我们大家都吃没了，言下之意能不能再给上一盘，这个老兄当然就心领神会了，说这算什么，再给你们来一盘。但是事后这个事情，这个账他就没有说这一盘应该区别开来，因为它的法律制度规范，你只能请这一道餐，你不能请他吃第二道餐。

　　主持人：

　　不能超过一定的额度。

　　赵俊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