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G20领导人伦敦峰会的新闻中心一侧的时间显示墙上，悬挂着3个时钟，从左至右依次显示着“ 华盛顿时间”、“伦敦时间”和“北京时间”。东道主对“北京时间”的突出显示，似乎在提示着本次G20峰会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新兴经济体作用的明显提升。

　　“非常3+1”，峰会前的各自诉求

　　3月30日，就在G20峰会还有两天就要召开的时候，法国总统萨科齐称，如果G20峰会未能满足法国提出的加强全球金融体系监管的要求，他将退席以示抗议。萨科齐的表态，使G20财长会议后各国在解决危机方案上的分歧暴露无遗。

　　美欧存在重要分歧的原因在于，伦敦峰会是在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低迷的背景下召开的。自去年11月15日首次峰会在华盛顿召开后，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全球经济做出了一系列预测，世界经济增长率不断下调。三大国际预测机构都认为，全球经济出现了二战以来的首次收缩，美国、日本、欧洲三大发达经济体在2009年陷入衰退，其他经济体也明显减速。

　　“各方需求发生变化，是因为各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向《环球》杂志记者分析了在目前金融危机蔓延到实体经济的背景下，各国经济面临的不同问题。

　　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美国经济面临大幅下滑，因此美国的诉求非常明确，认为首先要制止经济下滑，所以要推出巨额刺激方案，通过花钱刺激需求，让经济形势短期内出现起色。对于美国来说，金融改革与监管是排在第二位的。路透社的评论指出：对于美国人而言，1930年代的大萧条留下了持久的伤痕，迄今心有余悸。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罗默就是两位曾对大萧条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他们从中所汲取的最大教训包括“千万不要吝于在重振经济方面的开支”、“在复苏进程坚定地站稳脚跟之前，绝不能关闭借贷或支出的阀门”。

　　因此，美国敦促欧盟主要经济体扩大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但欧盟认为，相比经济刺激计划，制定严格的金融监管体系更为重要。在G20财长会议后，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德国的一揽子刺激计划所投入的资金已占德国GDP的4.2%，与美国的比例相当。现在谈论的不应是继续投入，而是使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支持德国的意见。

　　对于许多欧洲人来说，最深刻的记忆是一战后德国发生的超级通胀。因此在欧洲，许多官员都认为首要任务应当是加强监管，以避免未来再发生此类危机，因此并不特别热衷于讨论大举增加开支。

　　欧美诉求的不同，反映了欧元区经济的特点，欧洲没有统一的中央财政，其财政支出是由欧元区各国各自提出自己的方案。“根据1991年当时欧共体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元区有明确的财政赤字和通胀目标，即通胀率在5%以下，财政赤字不超过GDP的3%，因此欧元区尽管也要摆脱衰退，但不可能像美国那样砸钱，”陈凤英分析指出，欧元区与美国的分歧在于，欧元区认为自己的财政措施已经足够了，它认为美国是危机的罪魁祸首，并且担心一旦危机过去，美国在重整全球金融秩序包括监管上依然从美国利益出发，不愿大刀阔斧加强金融监管，因此希望迫使美国让步，首先改革全球金融监管，其次才是经济刺激。

　　在G20峰会召开之前，美国和英国、日本所持的要求大体一致，法德等欧元区国家与之有明显分歧。陈凤英指出新兴经济体是G20中的第三股力量，新兴经济体的现实地位与其在IMF中的表决权已经背离，因此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要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在G20财长会议的公报中还提出了一项积极的建议：各国认为应该改变以往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选择的“潜规则”，遵循“公开和基于表现的遴选过程”。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一个例证。在G20财长会议期间，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和印度——也发表了一份公报，一致要求重视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保证新兴和发展中国家拥有相应的发言权和地位。

　　在美、欧、新兴经济体三大集团之外，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提出了G20峰会“非常3+1”的格局，这个“1”就是中国。

　　“超主权储备货币”之争

　　为什么把G20成员分为3个集团和1个国家？李稻葵解释说，因为中国的利益既和发达国家不同，也和巴西、印度不同，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之一，中国的金融体制、财政政策非常健全，还有“武器”没用，经济就已经出现了上升的苗头。因此，中国的思路非常清晰，看出了自己在这场游戏中的特殊角色，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一个思路——建议创造一个“超主权储备货币”。

　　就在周小川文章发表前，3月18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宣布，将在未来6个月内买进高达3000亿美元的国债，购买美国政府担保的机构债7500亿；23日美国财政部又公布了对银行“毒资产”的处理计划，进一步为美元注水，强化了美元加速贬值的预期。

　　众所周知，中国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拥有近1.4万亿美元资产，占全部外汇储备的70%，持有7274亿美元国债，如果美元贬值，中国外汇储备将遭受大幅缩水。

　　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美联储之所以选择自己出手，原因是“美联储认为，房地产价格下降跟不良资产的不断出现在恶性循环，所以要降低按揭利息来托房地产价格，最终目的还是金融稳定。”谢国忠分析说，美国的债主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亏欠了之后不贷款，导致经济更差，然后房价跌得更重，所以美联储的政策依据是阻止这种恶性循环，在破产和通胀之间，选择了通胀。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他的债主是外国人，选择通胀让外国人承担损失是有利于他的，所以“美国最终一定是要印钞票的”——没人愿意借钱，于是美联储自己印钞票借给需要房贷的人。

　　为什么搞通胀可以把美国的损失转嫁给他国？谢国忠打了一个比方：美国债务危机的原因是过去的资产价格过高。当房价从100块涨到200块的时候，我可以借到150块，当房价回到100块，这时候我破产的话，我把100块给了债主，还有50块债主要承担损失。而这时如果选择通胀政策的话，把收入从100块变成200块，那么债务也相对消减了一半变成75块了。于是，可以看到如果选择破产债主亏了50块，而选择通胀债主亏了75块。美国的债主帮助美国分担了损失。

　　中国与另外一些也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如日本一样，担心美国无限地印钞票，最终导致大家都抛售美元导致货币崩溃，高度通胀，最终所有拯救经济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长期以来，美国主导下的美元波动，也造成了欧元和日元的被动升贬。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联合国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货币体系不利于全球经济，也不利于美国。他表示，由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和美国债务的规模，存在着巨大不确定性，所以“长期以来，全球储备货币体系一直是有问题的。如果一种货币具有高度波动性，那么它就很难成为强大的储备货币。”

　　于是，周小川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有创造性的设想，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设想已经对美国显示出影响：美国财长盖特纳由于在讲话中对周小川的文章没有明确的回应，美元出现短暂抛售。盖特纳之后对其讲话作出澄清，强调他仍支持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这一设想得到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积极回应，俄罗斯提出“设立一个由政府代表和专家组成的会议，就新的全球货币和金融架构起草全球协议”。斯蒂格利茨也表示：联合国计划还建议设立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定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不受那些主导IMF等现有国际金融机构的工业化国家的否决权阻挠。

　　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的现实之路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对周小川的提议表示明确支持：“必须改变现在由一个主权国家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因为不能让一个主权国家的中央银行来决定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而让全世界都被动地接受。”至于如何建立新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吴敬琏认为，更多的区域性结算货币要逐渐形成，比如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这些都是可以做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日前在《环球》杂志举办的以“金融危机和国际新秩序”为主题的论坛上也明确指出：“要稳固推进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减少制度障碍，重点发展金融市场，扩大人民币市场交易量，在建立国际货币体系新秩序当中增强中国的发言权和声音，积极参与有关规则的制定和完善，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应有的作用。”

　　由于金融危机导致持有大量美元的一些国家经济受到拖累，因此，为了缓解对美元的依赖，不少国家减少所持美元，使用其他货币进行国际支付与结算，而“坚挺”的人民币对它们来说是一种不错的选择，中国已经相继与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签署货币互换协议，3月29日又与阿根廷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协议。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丁志杰指出，中国近期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顺序为“先周边，后拉美”，“先是韩国和马来西亚，因为它们是中国在亚洲的主要贸易伙伴，在金融危机中受到较严重的冲击，国际支付能力下降。”

　　这些互换协议的作用也是有所差别的：与阿根廷的互换，人民币主要是在贸易中充当支付结算的角色；白俄罗斯则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与韩国的互换，主要作用是方便韩国在华企业进行融资；与香港特区互换，主要是为满足资金供给；与马来西亚和印尼互换，是用于双方的商业贸易结算。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币互换协议是一项制度创新。”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所长张宇燕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指出：“时至今日，我们可以考虑与其他经济体签署外汇储备互换协议。”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尝试与一些愿意将人民币作为外汇储备的经济体签署一项双边协议，“在中国资本项目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允许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外汇储备当局，用其中一定额度的人民币购买人民币资产。”张宇燕认为，让人民币逐步成为各经济体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也应该是今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一个方向，因为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需要反映出各经济体的相对实力。

　　新模式的必然性

　　G20伦敦金融峰会前夕，一位中国记者在伦敦商业区一家餐馆中，听到隔壁桌两位女士热情地打招呼：“你们来自中国吗？”得到肯定回答后，一位来自爱尔兰的女士很兴奋：“去年奥运会前我去了北京和上海。棒极了！真希望我还有机会多去中国看看。”另一位没去过中国的女士显然很遗憾：“我没去过中国，不过我先生是设计师，他总是为中国餐馆工作。”

　　现在，G20峰会已经结束，会议达成的成果超出人们的预期，其中包括：向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注资1.1万亿美元，设立不少于2500亿美元的贸易融资基金，今后两年中向贫穷国家提供至少价值3000亿美元援助，将抵制保护主义的承诺延长至2010年，把对冲基金置于金融监管之下……会议结束时发表的领导人声明中包含的一系列“实质性动作”，市场反应更为积极，美国股市、欧洲股市、亚太股市全面回升。

　　在此次G20峰会上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地位显著提升。G20公报中提出，将对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现代化改革，使之适应世界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新挑战，同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包括穷国在内，必须有更大的话语权和代表权。

　　这项共识是新兴国家争取国际金融秩序话语权的关键一步。IMF现行的机制是，拥有约17%投票权的美国在IMF重大议题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权”，而中国的投票权份额不到4%，这和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不相称。根据IMF的预测，日本2009年的经济增长为负的5.8%，而中国确立的增长目标是8%，这意味着如果中国的增长目标实现的话，今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G20中的10个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墨西哥、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韩国、阿根廷和土耳其虽然也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但在2009年大多还将保持一定增长，而现在的世界经济秩序已经不能体现这些国家的应有地位。

　　陈凤英指出，金融海啸改变了世界金融经济格局，美欧相继步入衰退，反而以“金砖四国“为首的新兴经济体仍保持较高的增长，为全球经济作出巨大的贡献，但现时国际金融体系却未有反映这些变化。因此，“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升新兴经济体在多边金融领域的发言权和规则制订权，已是势在必行。”她认为，从长期看“G20必然将取代G7”。

　　此次G20金融峰会东道国英国的外交大臣曾说过，“金砖四国”以合作伙伴身份参加全球经济未来发展问题的讨论，这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预示着未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的新模式。

　　76年前，也曾在伦敦召开过一次世界货币和经济会议，会议主旨是通过国际协议来稳定全球货币体系，有60多个国家参加。但是与会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特别是美国拒绝参与的态度，使会议一事无成。会后，自由贸易受到更大限制。世界上的人们再也看不到各国坐下来进行经济谈判的希望，世界一步一步走向了战争。

　　而2009年，G20伦敦峰会结束时，人们看到的是更多的可能，也许，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就将从此开始。（陈昕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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