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也曾在德国进行过类似的努力以便从前纳粹分子身上获取有关苏联的情报，但是历史学家称，与在德国进行的努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在日本情报活动的低效。美国在日本的情报活动当时主要是对日本国内的左翼人士进行监视、向前苏联和朝鲜渗透特工、招募日本雇佣兵去加强台湾的防御，但中情局档案所形容的一些情报行动很荒诞，例如美国人为向苏联萨哈林岛渗透特工提供了购买船只的经费，但船只、特工和经费最终都消失了。日本人去台湾的船只只运回了一船香蕉以便在国内黑市上出售。中情局称，一些间谍还向不同的美国联络人出售同样的情报，从而增加收入，他们还向日本民族主义者地下组织提供有关美国军方的情报。

　　这些档案和历史学家的观点都说明，美国缺乏对日本的了解，它对日本在亚洲所犯战争罪行也缺乏兴趣，它当时相信了特工们对自身情报收集能力的评估，这使日本特务能够非常容易地欺骗美国官员。哥伦比亚大学日本历史专家、档案解密工作组顾问克鲁克称：“一些日本民族主义分子利用了占领军当局的G-2部门。”美国占领军当局G-2首脑威路比少将当时被认为是仅次于麦克阿瑟的二号人物，他庇护的许多日本线人都是盟军检察官想提起战争罪行审判的对象，许多日本线人在日本投降之后作为战犯被逮捕，但随后被释放。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注意力很快就转向遏制苏联方面，威路比认为，日本前军方人士是日本成为反共堡垒的关键，可以确保日本能够重新快速武装。事实上，一些日本二战期间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都被美国占领军当局所招募。

　　历史学家很早之前就认为，盟军当时对日本的许多战争罪行尤其是针对其它亚洲国家人民的罪行视而不见。《非正义的发家：日本公司是如何使用美国战俘来实现战后财富的》一书的作者赫尔姆斯称：”这些文件披露了我们是如何默许日本人的，以便使日本成为我们的一个盟友。”兼任这一解密项目历史顾问的赫尔姆斯称：“这都是出于对冷战的担心和战后赔偿事宜，这些都对置于我们对苏联的恐惧之下。”历史学家、《拥抱失败：二战后日本》一书的作者多尔称：“当我们谈论日本新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今天卷土重来，实际上有深厚的根基，而美国曾给它很大的支持。”(毕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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