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共中央连续发出5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我很荣幸地参与了部分文件起草工作。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忆那段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起草见闻，别有一番意味。

　　缅怀两位逝者

　　在起草文件的团队里，林子力和张云千是两位杰出的主要执笔者。这两位研究员调查、写作都很努力。记得1983年的“一号文件”就采纳了他们的一个重要创见和论断：“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从中央“不许包产到户”到如今不仅允许，而且作为“伟大创造”和“新发展”，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当时也确乎石破天惊，出人意料。薄一波在讨论这一论断时，还作了发挥，说不仅如此，“实际上还解决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对雇工问题的争论。我们找了《资本论》等马列主义原著，寻找区分小业主和资本家的依据，杜润生为此问题还派纪登奎赴东欧考察。林子力等理论组同志跑了江苏等几个省，走访了60多个涉及雇工的单位，指出了雇工现象的“多样性、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塑性”，在一个历史时期内“为发展生产所必需，利大于弊，不妨允许，以便为改革摸索经验”。林子力还对我们笑论，人的智商不一样，能力不一样，天下不能都是博士，没人种田哪有饭吃；有些人是当老板的料，有些人只能做粗壮工，社会总是有不同层次的分工；当然也可以互相转化。张云千是水利部副部长的儿子，但他从无高干子女的架子，同样与张子力一起埋头苦干。我那时主要在流通组协助段应碧做些资料工作，打打下手，但被这些“老同志”(其实是不老，只年长几岁)精神所感染，真心诚意跟他们学。

　　一字值千金

　　在起草文件过程中，常常为一字一句，争得面红耳赤，这可不是咬文嚼字，而往往是事关大局。

　　一次是杜润生同志从耀邦同志那儿回来，说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向胡探询：家庭联产似乎近于单干，联产是好的，“家庭”两字可否不要？

　　这一传达，就像炸开了锅。当时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第一个站起来讲：“那怎么行？家庭是基础，这两个字万万不能删。”然后七嘴八舌，讲到大农业也不排斥家庭经营为基础，等等。最后还是坚持未改动。1989年政治风波后一度“左”风抬头，在国庆40周年讲话中少了“家庭”两字，安徽小岗村等立即上书中央，最后才恢复“家庭经营为基础不可动摇”，给农民吃了定心丸。

　　又如小城镇建设，当时统购统销尚未废除，农民进镇有个吃饭问题。开始文件初稿写的是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镇干活。但一个月就要吃三四十斤米，吃完了还得回去背，太不利索了。当时好像是姬业成(这位同志也已故去)琢磨出一个字：把“自带口粮”改为“自理口粮”，“带”字换了“理”字，可带、可买、可借，就多了法子，活了路子。

　　对争论的许多问题，一时难定，也开了一些口子：允许分散决策，多点试验，以分散风险。只要群众自愿就可以。这就给辽阔祖国的各地区以因地制宜之权。杜老的名言是，允许试验，先多样化，再逐步规范化。这在冲破计划经济千篇一律的时代，是难能可贵的思路大解放。

　　上下左右对话互动

　　每一个“一号文件”，都是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农口同志与财贸计划口等同志常有争论。因此，除了起草组内部争，还常召开与各有关部门的座谈会。每次座谈会的通知上都有一句话“本次座谈会由杜润生同志主持”。有了这句话，大体就能有请必到，包括田纪云等副总理级的人物。

　　我们江苏，首创农民合作基金会。在1985年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第七项政策是为“放活农村金融政策”，允许“适当发展民间信用”。这可是一个金融领域的新突破。我们现在农村政策的“多予、少取、放活”，其实那时从生产到金融领域就允许“放活”且载入了中央文件。

　　在起草此文件前，金融组黄鸣等人准备了许多材料。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为陈慕华同志，人称“铁女人”。事先杜老安排我们几个地方同志与陈行长对话。她下午3时到会，声称4时要接待外宾，让我们有话快说，杜老叫我先说，我用8分钟说了5点意见，包括合作基金会等。不料陈行长很爽快地表态：5条意见，4条同意。不能在贷款上开“一风吹”的先例，但可以考虑那时确是瞎指挥，农民已受了苦，就按“挂赈停息”处理。我笑笑说，“帐挂着，下面千年不赖，但也只能万年不还”。陈行长没有发脾气，反而笑笑说：“又给你们钻了个空子。”对话在半个小时内就轻松结束，大家松了一口气，说，铁女人很和气嘛！

　　与商业部长刘毅等，也都多次对话。在大乡小乡问题上，民政部长崔乃夫就采纳了江苏不划小乡的建议，向中央报告，政治局采纳。胡耀邦同志说：“乡太小，确不利于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小城镇。”杜润生等同志更是从善如流。原本根据彭真同志意见，划小乡便于“直观地了解民情，谁家吃干吃稀，谁家白狗黑狗，一目了然，便于发扬民主，干群融合”。当时已写为文件草稿，并在个别省试点，后来被否定了。

　　虽20多年过去了，但起草各个“一号文件”时的群众路线和民主风气，至今记忆犹新。调查研究、走访群众、尊重基层创造、老中青结合的团队、部门对话和争论，形成了一幅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风景线。进入21世纪，又有了新的5个“一号文件”，达到了新的境界。这不只对指导“三农”工作，也对指导一切工作，都是有所启迪和借鉴的。(《世纪风采》 吴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