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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舒 眉

　　除了看得到的成绩外，戴相龙留下的还有“从无豪言壮语，只谈解决问题”的行事风格，而与一些口才出众的官员不同，他在自己执政天津的5年间，没有留下更多值得天津官员记忆的话语。

　　直到卸任天津市长，即将告别之时，戴相龙才对曾经的属下流露自己的情感：“5年了，我已经是一个天津人了。”

　　如果在戴氏 “做事”风格的坚持之下，社保基金空账运行的问题能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绝不亚于他在天津施政的成绩。

　　“财神爷”来了

　　2003年年初，戴相龙在天津的一场音乐会上首次以市长身份露面时，市民报以近10分钟的掌声。很多人说：“天津解放55年，好容易盼来了个‘财神爷’，希望今后发展的步子更大些。”

　　天津人期待这位“财神爷”能帮助天津人重新找回在全球化时代、在上升期中国经济版图中应有的位置。

　　有着600年历史的天津卫，100年前与上海齐名的北方金融中心，建国以后开始向工业城市转变，一直到1980年代，天津在经济实力和工业产值方面都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

　　然而，进入1990年代后，天津在全国的经济地位不断下降——1990年代初被广州超过，1990年代末又被深圳超过，2002年又落后于苏南明星苏州，到2004年，天津GDP总量在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港澳台和西藏除外)排名中，位列18。

　　计划经济时代的领先，恰恰是市场经济时代天津的负担，大量的国企效益不好，下岗工人大量出现。

　　同时，并不宽裕的财政状况同样让城市建设捉襟见肘，市区公共基础设施功能落伍，日趋老化，天津甚至被戏称为“全国最大的县城”。要实现复兴，天津无疑需要巨量的资金。

　　这位前任央行行长为天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为解决资金不足这个最大的瓶颈，戴相龙以土地和土地收益权作抵押，吸收金融机构的长期贷款搞市政建设，5年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这是什么概念？落实到城乡合计1000万人口的天津头上，就是每年人均投资超过1万元，5年累计超过7万元。

　　这招一改过去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搞城建的传统理念，整治了土地交易秩序，缓解了财政压力，同时加快了天津发展的步伐。

　　据统计，戴相龙任天津市长5年，是天津市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平稳的5年：整体经济持续增长，GDP突破5000亿元，位列第六，年均增长15%；财政收入突破1200亿元，年均增长26.1%；城乡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人民年均收入增长10%以上。“财神爷”是普通市民眼中的戴相龙，而在天津本地一位经济学者看来，戴是“金融市长”，“他带来的改变最大还是观念上，”他说，“他让天津树立了发展经济，优先发展金融的观念”。

　　戴相龙上任后首个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金融、物流、商贸会展、房地产等四个主导产业；他又明确提出要推进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建设。

　　要实现这个目标，必然会与近邻北京竞争。戴相龙巧妙避开北京，把天津金融业目标定位在：加快建立和完善与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为天津建设面向世界的现代加工制造基地、国际物流中心和国际港口大都市提供优质服务。

　　5年来，天津市打造金融高地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天津金融所发生的变化也有目共睹。

　　首先就是2005年12月31日，渤海银行正式挂牌，这是1996年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从去天津的第二年开始，戴相龙就直接推动渤海银行的筹建。

　　2005年6月，在国务院批复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时，几乎允许所有的金融创新和改革在这里“先行先试”。

　　2006年12月30日，渤海产业基金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只人民币产业投资基金。此外，目前天津也是OTC(非上市公司的股权交易平台)市场的强有力竞争者之一。

　　“天津很久没像现在这么轰动了。”市民这样感叹。显然，“戴式烙印”已影响了天津的发展方向。

　　当戴离任的一刹那，才发现其身后留下了长长的成绩单：空客、中新生态城等巨型项目纷纷落户天津。

　　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其任内，天津滨海新区成为全国的金融改革试验区，围绕展开的一系列“先行先试”，离金融中心只有一步之遥。

　　在天津各界看来，戴相龙执政天津5年，始终保持着其金融家的本色，他发挥所长，为天津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业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除了看得到的成绩，戴相龙留下的还有“从无豪言壮语，只谈解决问题”的行事风格。执政天津5年间，他没留下更多值得天津官员记忆的话语。一位办公厅人士向记者评价，戴相龙在所有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抑扬顿挫，很难听到那些激动人心的话语。

　　滨海新区管委会一位官员介绍，在2006年滨海获批“综合改革配套试点”一年后，2007年的“两会”召开之前，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综合改革配套实施方案”，戴相龙表态却十分平缓。“已经一年了，我想我们应该加紧和中央各部委磋商，让综合改革配套试点的实施方案尽快有一个结果。”这位官员向记者证实，这就是戴相龙的原话，直到卸任天津市长，即将告别之时，戴相龙才对曾经的属下流露自己的情感：“5年了，我已经是一个天津人了。”

　　养命钱“守门人”

　　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到协助“天津复兴”，64岁的戴相龙已经习惯了对“难题”作答。这一次，他将面对一道更加严峻的考题——全国社保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8月，主要用于满足今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社会保障需要。其使命是在稳健投资的前提下实现保值增值。截至2007年6月底,全国社保基金按市值计算超过4000亿元。

　　但这离前理事长项怀诚设想中的1万亿元甚至2万亿元的规模，还有很大距离。这一重任落在了戴相龙身上。

　　更大的挑战是，这笔“养老钱”已带着近3000亿元“空账”运行多年。新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为每一个参加养老保险的员工都建立了个人账户，但是由于之前没有资金积累，大部分地方政府通常采用将员工缴纳的个人账户资金挪入社会账户的方式，弥补空账运行的“空洞”。

　　由于社保基金空账影响的滞后性，它的运行风险，以及可能在未来导致的支付危机往往并不足以引起当下公众的关注，而事实上，这是一个远比住房、医疗问题波及面更广、影响更大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部分空账，中央政府在历史上采用了国有股减持等一系列手段，试图加以弥补。但是，由于牵涉利益众多，多种手段虽然实施，但均在利益各方的压力之下，无果而终。“多渠道筹集资金、进一步提高资金的运用收益，任何时候都是社保基金理事会的头等大事。”一位专家说。

　　戴相龙常说，“我是学会计的。”他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财务会计专业。擅长算账的戴相龙如何为全国百姓管好这本账是他的新挑战，也是新的机会。“他上任以来，要求我们提供各方面情况的报告，内容要求很详实，他看得相当细致。”一位社保基金的工作人员透露。“看得出来，他是很有事业心的人。”他这样评价他们的新领导。“苏州会议之后，关于社保基金下一步如何运作，相信他已经有了思路。”上述工作人员说。

　　如果在戴氏“做事”风格的坚持之下，社保基金空账运行的问题能得以一定程度的解决，他所创造的历史功绩，绝不亚于他在天津施政的成绩。

　　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十个年头之时，诸如国有企业改制等一系列改革工作，都已进入到最为核心的阶段，而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无疑将成为改革攻坚的主要后盾。

　　时年64岁，戴相龙的新考试或许才刚刚开始。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