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许伟淳 采写 本报记者 陈炯　摄影 本报记者 邵欣

　　“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瘾君子！只是偶尔为之！我还是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

　　这些认出我、但没有使我感到窘迫的人们，让我很感动。可以说是这些人的宽容让我今天还能够自然地生活。

　　我想找一个精神的出口，结果就是自己去用一些，原本是想让心里的悲伤减少，但越用反而感觉更差，可以说我用这些药物没有一次不令我更加沮丧的……

　　我只是断断续续地吸，没有彻底把这个东西当成精神食粮，没有当饭吃。

　　我没有超量使用的，不是说长期的。只要我平平静静生活就不需要，我是一个男人，我是一个健康的人，到今天我能够面对这个东西！！

　　朋友们一直陪在我身边，每天平静地生活。我觉得像友情、爱情、亲情的基石，都让我一定要做一个坚强的人，是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的支柱。

　　——张元

　　张元解析“吸毒门”前因后果

　　从小身体不好，接触精神药物

　　20天前——拘留所里精神抖擞

　　12:30 AM 伴随“请进请进”的欢迎声，草堂门打开，顶着一头卷发的张元面带笑容出现，身形与一年多前在某次发布会上见到的同样高大，看上去精神不错。屋外飘着湿冷的雨，他身上只穿一件短T恤，坐下没多久就开始额头冒汗，于是不停地从纸巾筒里抽纸擦汗——你很怕热么？“不是，很久没有见陌生人了，见到你们我紧张。你别严肃，一严肃我更紧张。”

　　其实这一段时间张元最常见到的就是陌生人。1月9日凌晨警察破门而入，检查出冰毒和氯胺酮尿检呈阳性后，张元被带到拘留所，第二天他就从报纸上看到了对整件事情的报道，广为流传的被捕视频他后来也在网上看到：“我听说甚至为了保护我的形象，电视台剪去了我头发凌乱的部分，但我从来就是一头乱发，我里面还说了一句话‘没有任何、不要这样’被写成对联，我个人的不良行为，用这种可怕的方式变成了可怕的社会事件，甚至让一些人感觉很搞笑。”

　　在拘留所时，和张元关在一起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有小车车本开大车的、小车车本开摩托的，还有卖盗版DVD的，贩卖精神产品的和制造精神产品的在此相聚，“人不都是普通人么？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什么职业，违反了规定就要受到处罚。”在拘留所的十天张元过得算很健康，放风的时候还在里面精神抖擞地跑步，旁边的警察开玩笑地说：“看来张元用的东西还不够纯，那么有精神。”“我不是一个真正的瘾君子！只是偶尔为之！我还是一个有健康身体的人！”

　　与此同时张元身边的人则为张元担忧痛心：公司里做清洁的阿姨，一听说这个事当场就控制不住地放声大哭，一个最早一起共事的人听说后也哭了；事情发生后几个北京的记者正好在广州，看到报纸上的报道把张元的照片、资料甚至小孩照片都登了出来，“看了一下就受不了了。”

　　从拘留所出来后第二天，张元南下到广州调整，“朋友跟我说你一定要换双鞋，好开始新生活。我们就去商场买鞋，发现周围的人其实已经认出了我，但他们不说；后来我们又去饭店吃东西，旁边吃饭的人也认了出来，但看你的目光都是同情的，似乎我是一个受害者。这些认出我、但没有使我感到窘迫的人们，让我很感动。”在广州宽松的环境里，张元隐居草堂，每天打乒乓球、看电视、看书，早起早睡的规律生活。

　　33年前——12岁接触精神药物

　　01:00 PM 几个穿着古装的服务员进来，手里拎着古色古香的食盒，里面是当地有特色的菜肴，张元招呼坐下吃，自己却捧着腮帮子不动筷子。原来在出事之前一个星期他开始长智齿，智齿横着顶前面的牙，疼得晚上睡不着觉，“医生说太奇怪了，人家的智齿都十几、二十岁开始长，你怎么现在开始？看来我什么都比别人晚，连智慧也晚。”

　　张元的心智显然比智齿来得早很多，这份早于同龄人的敏感成为影响他日后心理软弱、依赖药物的主要原因。满族正蓝旗的张元，父母都是南方支援苏北的干部，一两岁起张元就没有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先是住在舅舅那里，后来和奶奶伯伯生活在一起，六七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而且从小身体就不好，得了肾炎和气喘，加上一直没有和父母生活，心思比较细腻敏感，“最后喜欢上艺术也是因为身体有病，经常上不了学，就在家里画画”。

　　谈及张元最早的一次和精神类药物接触，竟然可以推及到十一二岁时，“有一次生病，要吃氨茶碱和‘强的松’，结果那天我就把这个药给吃多了，气憋得喘不过来，浑身冒汗，把我爸爸急得在身边来回乱转，然后忽然之间整个病就好了，气都完全顺了……这次经历和我后来接触药物很有关系，因为我当时吃的药实际就是左旋安非他命的一种。”

　　“以后，当自己在感情、内心不是那么高兴时，我吃过百忧解。到最后发展为用这些被中国定义为新型毒品的东西。”对外界关于吸毒是为了“寻找灵感”的说法，电影《绿茶》、《我爱你》里的主人公“小菊”名字都来源于毒品的猜测，张元说“这实在太有想象力了。”“我没有为了找灵感来用药物。主要是我比较懒惰，性格也比较慢，最重要的是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嗜睡，我原来有一个毛病，一上车就睡觉，甚至坐在监视器前，演员正在表演，表演到后一段的时候我竟然也能睡着。你了解冰毒这个东西么？它就是不让你睡觉的，会让你很有精神，所以我有些时候就是用这个东西让自己不睡觉。”

　　张元说自己不是瘾君子，没有彻底把这些当饭吃，而且到后来，用完之后也不是最初的感觉，“反而放大了自己的悲痛，我和宁岱分居很多年，不能经常地看孩子，我自己一想到这个事情就难过，想找一个精神的出口，结果就是自己去用一些，原本是想让心里的悲伤减少，但越用反而感觉更差，可以说我用这些药物没有一次不令我更加沮丧的……”张元也曾经多次想彻底告别毒品，还曾告诉身边的家人朋友说早就不用了，“其实我都瞒着他们，还偷偷地玩，没想到今天用这个方式来断掉，这个方式就是动用整个社会让我坚决的停下来。”

　　45岁后——人生归零重新开始

　　01:45 PM 天光渐暗时，摄影记者提议到草堂外拍些室外照，张元很兴奋地赞同，而且提议除了身上的黑T恤再穿亮色的衬衫拍一组，“亮色的衣服显得健康有活力！”

　　在草堂的张元，每天晚上一点多睡，早晨八九点多起，改变以前颠三倒四的生活，恢复了正常作息，有时间再打打乒乓球，使得张元反而瘦了些，套用时下流行的句式就是“很好很健康”。但精神类药物是说戒就能戒的么？“我女朋友的母亲也担心过，在我被拘留时还问张元在里面要是犯瘾了该怎么办。其实我没有瘾君子到那个程度，我并没有把这些药物当精神食粮吃。K粉或者冰毒不是真正强烈的生理依赖，对我来说只是偶尔为之的药物。”自己的不良嗜好曝光于全社会下，被所有人监督时，张元觉得是个好事，“好在今天世界真的变得宽容，不然多可怕，这个‘吸毒导演’的帽子恐怕要给我戴终身。”

　　张元目前的计划简单明了：第二天就去深圳把智齿拔掉，轻装上阵；过年回北京，在工作中度过，手头还有电影作品《双城恋人》的后期没有完成，以及需要补拍一些镜头。“我现在觉得很好，你戒掉一种东西，突然觉得每一天的时间很充裕，我可以悠闲的去思考所要做的电影。我本来以为《八公狗的墓》那个可能要暂停，我应该要休息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反而觉得可以拍了，因为工作又一次成为我的乐趣。”

　　“张导，你一定要高调，让更多观众认识你，拍出更多更好的电影。”这条短信是张元到广州后，当时拘留他的警察发送的：“我曾说我人生已经归零了，他们说你怎么了？为什么低下头来？为什么绝望？不就犯了这么点错误么？没必要低头，改了不就好了么？”被年轻十几二十岁的孩子帮忙引导人生，张元觉得很好，“这次事件是一个耻，但不见得是不让我骄傲的，如果真正能让我今后更加站立起来的，那就是我有能力解决这个事情。”

　　到那个时候，张元说他打算写一本书，把事情前前后后所有经过都写出来，“然后送你一本，留作纪念。”下午两点半，采访结束，张元边送记者边问：“你觉得，我还算正常吧？”接着握手告别，“放心，我会好好活着的。”

　　女儿对我说：爸爸，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是什么样的人，我都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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