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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孟红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震惊世界。经过双方最高领导人几天的紧张会谈，访问取得重大成果，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路有了良好的开端。那个时候，外交工作班子的任务十分繁重。经双方磋商并同意，以中国外长姬鹏飞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为首的外交班子，商量两国关系的有关重要问题；副外长乔冠华和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这个《中美联合公报》(下称《公报》)，也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上海公报》。

　　相关的外交行动步步紧逼，幕幕精彩。踱步钓鱼台的乔冠华字斟句酌地思考《公报》的措辞，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中美外交家棋逢对手，在台湾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乔冠华巧用“前景”代替“前提”，终于破解“难题”。孰料半路杀出“程咬金”，罗杰斯竟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对此，毛泽东定下基本原则。随后，周恩来探望罗杰斯……这一重大外交事件着实环环相扣、惊心动魄。

　　其中，乔冠华扮演了功不可没的重要角色。

　　机智交锋：集中在对台湾问题的表述上

　　中国政府为尼克松一行作了精心安排，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尽兴地到北京各处参观，以加深对中国的了解。彼时，乔冠华和基辛格却留在钓鱼台的国宾馆里，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结束后需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进行逐段、逐句、逐字斟酌。这是中美两国进行各种会谈的最后成果，既十分重要，又颇费心血。

　　乔冠华深知任务的艰巨性。他经常在房间里踱着步，反复思考着各种公报形式和公报措辞、会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反复及各种关系。

　　《公报》框架于1971年10月双方已大体商定，一些有争议的措辞也在那次会谈中趋于一致，但是《公报》中最为棘手、最为困难的问题是对台湾问题的表达。对中方来讲，这个问题在1945年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后发表的《开罗宣言》中早已解决，美方也不否认，但要找出双方均同意的措辞绝非易事。对中方而言，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个涉及根本原则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我方当然不能作出任何退让。

　　摆在面前的这个棘手难题如何处置，需要很高超的才识、机智和技巧。乔冠华反复思索着双方的分歧所在——中国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台湾前途是中国的内政；美国则说，只在声明中同意对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的观点不提出异议，同意作如下表达：“美国政府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中国坚持要美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美国的“希望”；美国却坚持这是美国的“关心”，而且坚持要用“重申”的字眼，表示这是一项具有连续性的义务。中国方面要求美国无条件答应从台湾撤走全部美军；美国只肯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美国还坚持要把撤军和解决台湾问题及整个亚洲的紧张局势联系起来。

　　乔冠华学过哲学，不但逻辑严密，思路清晰，而且言辞诙谐幽默，有出色的雄辩才能。他的文章一向以雄辩闻名，在香港、重庆和新中国成立后撰写的国际政治声明或文件中，均以此特点打动了众多的读者。加之他行文优美，更使他的文章有一种征服读者的力量。基辛格也非等闲之辈，才识过人，逻辑性强，辩才惊人，谈话富有哲理，言简意赅，使人事后还需多加思索才能明悟其意。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乔冠华、基辛格这两位具有学者风度的外交家展开了激烈争论，有时甚至面红耳赤地争吵起来，意欲让对方同意自己的观点。

　　乔冠华引用大量的国内外文件，不屈不挠地捍卫中国的民族利益，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每一个问题的陈述都不能含糊其辞，还指出美国必须从台湾撤军而不仅仅是一个目标，更不能提什么条件，这是会谈的基点。基辛格则坚定地捍卫美国的利益和立场。从双方论点来看，后者虽辩护得确实很出色，但没有说服人的力量。

　　一阵唇枪舌剑之后，双方最终提出了各自的措辞。乔冠华提出的措辞是：“美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将逐步减少并最终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这一措辞很合理，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基辛格却不同意此番措辞，说：“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的立场，我们把撤军说成是一个目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坚持将撤军跟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与缓和整个亚洲形势联系起来。”乔冠华说：“但是，这个前提，必须是美国无条件撤军。”基辛格仍然毫不退让，说：“这样做会破坏整个关系，美国公众舆论是绝不会答应的。”所谓公众舆论，怎么看都是遁词，实际上美国是想在改善与中国关系的同时，继续支持台湾当局。

　　双方的谈判进行得异常紧张，挥洒自如的乔冠华这时说了几句俏皮话，寻找一些共同点来缓和一下气氛。他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后哈哈大笑起来，刹那间，紧张气氛一扫而光。之后，他对国务院一位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到2月25日这天时，已是尼克松总统2月21日到达北京开始谈判的第四天，可双方仍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对方。尽管时间紧迫，双方仍不急不躁、不紧不慢地继续在钓鱼台国宾馆谈判。

　　乔冠华这时提出，只要提到撤出全部美军，中国就不再反对美国“关心”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基辛格则说，美国坚持撤军一定要有某种条件，尤其要和平解决台湾这个问题。双方仍达不成协议，同意各自向本国领导报告并获得相应指示后再行谈判。

　　当天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基辛格首先表示：“我们同意把全部撤军这个最终目标和美国愿意在此期间逐步撤出军队这两个问题分开，而不把它放在一个句子里进行表述。”

　　乔冠华对基辛格的这一说法表示了兴趣，他当即开动脑筋思考，想把这一想法的表述向中方靠拢，随后机敏地说：“我看可不可以作这样的改动，最好提和平解决的‘前景’，而不用‘前提’，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更显示出双方的意见。如果用‘前提’，听上去好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

　　乔冠华提出用“前景”而不用“前提”，的确是绝妙的想法。“前景”只是一种愿望，而“前提”则是一种条件，一词之差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巧妙运用。更有意思的是，乔冠华说：“‘前提’听上去像是华盛顿单方面强加的东西。”把华盛顿的这一想法既轻松又坚决地挡了回去。乔冠华巧妙地说了一句“这样写，含义似乎更积极些”，使美国在感情上没受伤害，更易接受。

　　从这一点看来，乔冠华果真是一位外交奇才，他巧妙灵活的谈判艺术无处不在，这也是乔冠华外交原则的集中表现。

　　基辛格当然知道乔冠华的用意，思索了一下后表示：“这样改动对美国更有利。”

　　在台湾问题上的艰难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周恩来总理接着又参加了半小时的文件定稿谈判。定稿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批准。

　　2月25日晚上11时，对台湾问题的表述措辞形成以下文字——双方回顾了中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分歧，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申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美国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到2月26日凌晨两点，公报全文全部完成，一项历史性的公报将问世。5天来乔冠华、基辛格一直全力以赴地推敲，逐字逐句地加以落实，搞得筋疲力尽。这时两人顿觉如释重负，都想好好地休息一下，至少睡个好觉。

　　风波乍起：罗杰斯竟对《公报》附上修改清单

　　本来，大家都以为大功告成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按照计划，2月26日上午代表团要去杭州。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在飞机起飞前，拿到了刚刚打印好的《公报》样本。这时，未参加讨论的专家们开始逐段逐句地挑毛病，认为《公报》不够完满。飞机在杭州机场刚停下，国务卿罗杰斯就找到尼克松总统，告知国务院专家们的意见，并附上一份修改清单。

　　他们挑了15处毛病，如“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建议把“所有中国人”改为“中国人”；建议删去“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一句中的“立场”两字，等等。

　　尼克松总统原本以为大功已经告成，心情十分舒畅，一看那份修改清单，顿时非常生气。他想到自己左右为难的政治处境，本来国内保守派就竭力反对他访华，现在他已批准的《公报》又被挑刺。他身穿睡衣，在杭州宾馆的下榻处来回走着，大声说到：“我批准了，毛泽东也批准了，但现在我们却要单方面地提出修改……”

　　基辛格博士也觉得十分扫兴，说：“全世界都在等着看明天的《上海公报》呢！”他向尼克松建议：“总统，你看是不是吃饭时由我再找乔冠华先生谈谈如何？”

　　尼克松想了一会儿，无可奈何地说：“亨利，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宴会以后你找乔冠华再谈谈吧。”

　　基辛格按总统的嘱咐去找乔冠华，但他又把话说在前面：“这真是难以启齿啊，如果中国人坚持原来的草案，我们也只得遵守我们的承诺了。”

　　友好丰盛的晚宴结束后，时钟已指向晚上10点20分。基辛格找到刚刚轻松一下的乔冠华，说有事相商。幽默洒脱的乔冠华此时的心情颇好，就很客气地对基辛格说：“博士，这时找我有何见教。”

　　基辛格好不容易把自己琢磨好了的话说了出来：“乔先生，在正常情况下，总统一拍板公报就算妥了。但是这一次，如果我们仅仅宣布一些正式的主张，还未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我们需要动员公众舆论来支持我们的方针……”意思很清楚了：还有些问题要商量。

　　这时，满面笑容的乔冠华顿时感到事情有了变化，于是收敛了笑容，打断基辛格的话说：“博士先生，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就直说吧！”

　　基辛格又用外交语言道明来意，缓慢地说：“如果乔先生能够合作，使我们的国务院觉得自己也做出贡献，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乔冠华立刻意识到此话的含意，他直截了当地说：“是不是贵国国务院对已经通过的《公报》有意见，要修改？”

　　基辛格无奈点了一下头，说：“是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进一步讲了要修改的15处地方。

　　乔冠华不动声色，但严肃地说：“博士先生，贵方的要求的确令人遗憾。中美双方已经走得很近了，而且中国为照顾美方的愿望，已经作了很多让步。中方听说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公报》，昨天晚上我们的政治局也批准了《公报》。现在离《公报》发表还不到24小时，怎么来得及重新讨论呢，博士先生？”

　　基辛格不得不和盘托出尼克松总统的为难之处，强调说：“整个对华主动行动有可能成为两党之间的争议问题，到时候不论尼克松总统是否由于这个问题而落选，他的继任者都可能无法继续发展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希望你们认真考虑美方的要求。”这次，基辛格没有了外交语言，讲的倒是实际情况。

　　乔冠华表态说：“《公报》事情重大，我必须请示周总理。”

　　周总理听后，脸色显得严峻起来，深思片刻后，说道：“冠华，你说说你的看法。”

　　乔冠华说：“美国人内部看法不一致，又要我们让步，我们已经做出很多让步了，他们自己的矛盾让他们自己解决吧。”

　　周总理用很缓慢的口气说：“冠华，《公报》的意义不仅仅在它的文字，而且在于它背后无可估量的意义。我们同意修改，但不能放弃应该坚持的原则。这个事情重大，要请示主席。”

　　周恩来当即拿起办公桌上的电话机，向毛泽东汇报了情况，并得到了指示。他放下电话机后，对乔冠华说：“主席批示说，除了台湾问题这一部分不能同意修改外，其他部分可以商量。主席还特别强调，任何要修改台湾部分的企图，都会影响明天发表《公报》的可能性。”

　　乔冠华立即驱车返回钓鱼台，同基辛格磋商，同意对《公报》中除台湾部分以外的大多数文字进行修改。

　　清晨两点的时候，另一个“最后”《公报》草案完成了，并再次提交双方最高领导人批准。毛泽东接到文本后，仔细研读并与政治局其他同志商量，认为可以批准，并指出乔冠华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5点。到了上海后，乔冠华和基辛格又花了两个半小时从头到尾检查了新完成的文本，包括标点符号，并作了一些文本上的改动。这就是后来正式公布、至今对推动国际关系变化还有重大意义的《中美联合公报》。

　　尼克松总统一行到了上海，周恩来总理亲自到锦江饭店看望国务卿罗杰斯及其助手们。

　　周总理来到罗杰斯的套房前，只见罗杰斯手下官员正为谈判的事发牢骚，见周总理来了，才戛然而止。

　　周总理和罗杰斯亲切握手后，说了一番非常得体的话：“国务卿先生，我受毛泽东主席的委托，特地来看望你和国务院的各位先生。这几年来，贵国国务院做了大量工作，我尤其记得，当我们邀请贵国的乒乓球队访华时，贵国驻日本的大使馆就英明地开了绿灯，说明你们的外交官很有见地，我们十分赞赏。”

　　周恩来这番不卑不亢的谈话，一下子把室内的紧张气氛一扫而空，罗杰斯的心情顿时轻松起来，国务院其他工作人员脸上也露出喜色。罗杰斯当即也作了一番表态：“总理先生，我真佩服你想出邀请我国乒乓球队这一步妙棋，真是太漂亮了。这一访问顿时把两国多年的疏远距离拉近了，总理先生真是英明。”房间内的所有人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从2月21日到2月28日，整整一周时间，这是一段非同寻常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为尼克松总统一行访华操劳。待美国总统专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之后，周总理的专机立刻从上海起飞返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周恩来说：“尼克松总统高兴地走了，他说这是改变了世界的一个星期。”周恩来又说：“尼克松临走时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还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毛泽东听到这里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啊？《中美联合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毛泽东的话实在而诙谐，极有远见，意味深长。

　　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从尼克松访华的1972年直至中美于1978年正式建交，时间又过去了6年多，中美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路的确很长、很不平坦。但无论如何，中美两国的大门毕竟是敞开了，实现了国际外交史上历史性的跨越。很显然，1972年尼克松访华及《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在其中起了举足轻重的奠基作用。其间，乔冠华在与基辛格磋商共同起草《公报》中所付出的心血、所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令人钦佩。

　　(摘自《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