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于文革的印象不深，但他却时刻为挣扎在小城市中那种精神上的不自由而痛苦。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故乡，“这城市什么都有，只少点希望和爱情，在这里那是闲事。”

　　李樯终于逃离了他的故乡跑到北京，先是当文艺兵，后考到中戏学戏剧文学。毕业后生活始终不济，卖文为生，直到终于混不下去了，才跑回家吃闲饭，三个月一鼓作气写出《孔雀》。所以他的《孔雀》和《立春》是写给和自己一样的那些王彩玲们。

　　《孔雀》是李樯的成长记忆，也是他多年积累迸发的产物，被有着文革情结的第五代导演顾长卫相中，于是《孔雀》拍出了对文革的另类解读。

　　到了《立春》里的八九十年代，顾长卫已经开始频频和陈凯歌和张艺谋导演合作拍电影。那时的他，家在北京，却经常全国各地跑，拍片。他确实感觉到了北京在改革开放后的日新月异，但这种变化是在1995年以后，在《立春》的故事之后。

　　所以顾对《立春》中时代的理解是，虽然这个时期中国的发展就像月份牌上看到的立春，但确实体会到置身在春天的感觉里还是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几年。《立春》就像立春这个节气，虽然意味着春天到来了，但其实周围环境还是冬天。所以《立春》里的环境有时看起来，还像70年代里的一样没有改变，似乎还活在《孔雀》里。

　　人物的命运也如此，春风拂面搔得剧中主人公蠢蠢欲动，但并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实质的改变。

　　顾长卫说自己并不是个不安分的人，所以对于王彩玲这种不切实际的执著，他是怀着羡慕的心情去帮助她圆梦的。

　　而对于真正不安分的李樯，《立春》则是他从小城市奔向北京的现实写照，他当年的苦闷，在一趟趟开往北京拥挤的火车上俯拾皆是。

　　而对于剧中人物的命运，李樯比顾长卫有着更真实的感知，虽然剧中没有人真正实现了自己的艺术梦，但他们找到了自己另一个现实。

　　李樯设定的《立春》的主题是仿佛一夜之间每个人都春心荡漾了。这个时代充满了一种粗鲁的勃勃生机，每个男人都像肌肉男，每个女人都像交际花，都活得喷火冒烟。

　　开头两人设想得也不一样，李墙的想法是在一个小城市的繁华街道，大喇叭里哗哗的是崔健的歌，摩托车突突突，整个城市像支亢奋的游击队一样。但顾长卫只是让挤满自行车的人流静静淌过，喇叭里传出王彩玲的歌剧。

　　两个人的矛盾就这样明摆着潜行，到了最后，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的结局，一个是致敬式的圆梦，一个是看不到边的苦日子。李樯更多的体会都来自于个人生活的经历，现实且琐碎；而顾长卫却衷心于历史的大起大落。前者的观察更细节、敏感，是对于人的捉摸，而后者更多的是对于时代的怅惘。

　　从《孔雀》到《立春》

　　李樯从中戏戏剧文学系毕业后晃荡了8年，才写出处女作《孔雀》。当初这个剧本曾在许多导演手里转过，也有人拍到中途惨淡收场。直到遇上大名鼎鼎的摄影师顾长卫，两个“新手”才终于有了碰撞的机会。

　　从他另两部作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和《立春》来看，李樯剧本的个人印记已经非常鲜明。

　　《孔雀》的剧本后来在网上广为流传，人们这才看出了其中的奥妙。李樯的剧本写得很细，细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如果不留神，就会不经意错过。段落全是以镜头语言呈现。姐姐在人群中骑车撑着伞飞扬，以及结局和弟弟在挑选西红柿的时默默流泪，都在其中。顾长卫是一个很诚恳的导演，他照着剧本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并在很多细节上精心雕琢，确实给人以重现那个时代的画面冲击感。

　　李樯曾这么形容与顾长卫的合作：“他喜欢我剧本中残酷中的温暖，喜欢我平民化的风格，而他身上认真、细腻、执著的特质也是我所欣赏的。”

　　在《孔雀》的拍摄中，李樯说他全程都在，两人力求对片子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可谓并肩奋斗。但到了《立春》，因为种种原因，李樯剧本完成后就没有再介入。

　　但这并不是两人产生分歧最主要的原因，比较《孔雀》的剧本，会发现两人那时就有了一些不易被察觉的矛盾。

　　《孔雀》中弟弟想用耗子药毒死哥哥这场戏，在李樯笔下，是整部戏沉默中的高潮冲突。而到了电影里，到底姐姐和弟弟有没有这么做？爸爸到底有没有在门后玻璃看了一眼？顾长卫处理得很朦胧，似真又似梦。顾长卫的解释是，本性善良的他，处理这种残酷时往往没有编剧李樯那么狠，有些事他不愿去面对。

　　说白了，这差不多也是他们两代人的差异。李樯+顾长卫的编导组合，从《孔雀》走到了《立春》，第五代导演和第六代编剧对于时代与个人命运的理解，却渐行渐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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