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压力很大

　　早上离家都忘了锁门

　　新京报：你说过，曹文庄是你这么多年来遇到的最顽固的一个对手，案子是“硬磕”下来的。当初查3个月之后没有任何进展时，你在想什么？

　　张：我当时想的“必须”，比想的“万一”要多。

　　压力大啊，我这么仔细的人，有一天早上出门，连门都忘了锁。晚上回家，顺手一推，门是开的，我当时一身汗就下来了。

　　新京报：真的“磕”不下来怎么办？

　　张：“磕”不下来怎么办？不敢想。

　　我只知道，曹肯定有问题。我们也要吃药，查了这个案子，才知道药为什么这么贵，公关费都含在里面。

　　陷入绝境时，我们决定调整思路，由事到人没法突破，就转为由人到事。这时一个在举报人口中反复出现的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新京报：你说的是中国药学会咨询培训部主任刘玉辉？

　　张：对。调查发现，曹文庄从不直接收钱。

　　刘自己控股了两三家企业，每个月资金到账几百万，但资金来源不明。他给曹文庄办的价值3万元的某网球俱乐部会员卡，也涉嫌行贿。

　　曹文庄也曾经退过钱。比如有第三人在场时送的钱，这样的钱可以当作证据，他不收；还有以快件或邮递方式寄的银行卡，他也不收。

　　一对一的贿款，存在无法证明的可能，被他视为是安全的。

　　新京报：据说是你亲自去抓捕的刘玉辉？

　　张：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张牌啊。开始非常担心这个人在我们向上级申请启动案件时失控。

　　前年11月初吧，我带着5个侦查员开着3辆车，到北京一个小区蹲守，守了十几个小时。午夜12点，我让其他侦查员去便利店泡方便面时，刘的灰色尼桑轿车突然出现了。没等侦查员来得及就位，他就在小区里兜了一小圈后突然加大油门冲出小区。

　　我只能自己跟上去啊，同时在电台里指示侦查员尽快跟上。凌晨两点，我跟着他进了另一个小区，看他进了一栋6层的楼房。最终锁定了他的位置。

　　办案子时会有莫名电话频繁打进来

　　新京报：控制了刘玉辉后，开始突破曹文庄了吧？

　　张：我们一抓住刘玉辉，曹文庄就跟霜打了似的，一下子快崩溃了。

　　口子找到了，怎么撕开？事也查清了，怎么让刘张嘴？我们的预审组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提审刘玉辉，同一个问题审几次，比较口供的真实性和矛盾点，再从中寻找突破口。

　　最后他供述了为一些制药企业当掮客，对曹文庄行贿的犯罪事实，仅通过他的手，就向曹行贿110万元。

　　新京报：你提审过曹文庄吗？

　　张：这个案子到2006年1月25日立了案，开始预审。曹文庄到提审阶段仍不放弃。

　　我提审他时，他说知道错了，一定好好回忆，但回避谈细节。不谈细节，就不能作为证词。

　　我们向他出示掌握的证据，他有时交代，有时不交代，有时还翻供。他是个很聪明的人，讯问是心理的较量。

　　但最后的录音录像显示，他交代的所有细节都和刘玉辉的吻合。

　　新京报：也有人不希望看到曹文庄出事吧？

　　张：那当然，有些企业逃避调查，有的通过各种渠道来说情甚至恐吓。所以，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曹一个人，还有支持他的一批企业，查处了药品，经济上的损失是巨大的。

　　新京报：他们一般通过什么渠道来说情或者恐吓？

　　张：他们会以举报的名义来摸我们的底，给我们的调查人员设鸿门宴，希望我们的队伍被怀疑。

　　为了获取证据，我们和举报人秘密见面，但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和意图，有时并不能完全控制。我们立了个规矩，问题可以谈，饭坚决不能吃。

　　新京报：侦查中你是否遇到过危险？

　　张：敢直接威胁我的还并不多，不过危险都是潜在的。

　　我们的一个干部在调查一名保卫干部时，对方突然拔出了手枪。我们有一次去调查一个证人，他因为几次被绑架，我们冲进去时，他床底下的猎枪已经上了膛。

　　　在药监局的案子中，莫名的电话会频繁进来。有时我刚进办公室，或者刚到家，电话就来了，接听，没人说话，我宁愿相信这都是巧合。我们也经常会被跟踪。

　　办案时，请吃饭、送礼、甚至拿包钱摔在桌上的都有。我们每个案子都有个质量跟踪卡，由我们院里的纪检监察部门对我们进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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