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苗野

　　“我长到40多岁，我知道自己的一些毛病、缺点给我带来的麻烦和障碍。我不希望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在孩子们身上重复，不希望孩子们碰到我曾经面对过的麻烦。”

　　我从包里掏出两个录音笔，放到姜文面前，他一看，乐了，说：“嘿，这好，立体声。”我说：“我这是强迫症，总怕其中一个坏了。”

　　几年没见姜文了，采访中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变化。以前的采访也都挺顺利的，但他总是让人紧张，总担心哪句话说不好说掰了。可现在，他身上的那种从容、大气让你觉得没必要一惊一乍的。只是有一点没变，他的原则还在那里，他不想回答的问题还是回避。

　　2007年8月6日下午2点，在姜文工作室，他端着一盘面条，边吃边聊。

　　“当爸爸的感觉真好，那些当父亲的人以前怎么没跟我说呢？”

　　走进姜文的办公室，两面墙上都挂满了电脑般大小的镜框，里边镶嵌着一幅幅水彩画，都很朦胧。姜文的办公桌旁，立着一个画架，上面是一幅未完成的油画……最引人注意的，是一面墙上只挂了一幅长长的画卷，浓浓的水墨，两朵荷花含苞待放，左下角写着：送给爸爸，女儿：姜一朗。

　　记得第一次采访姜文的时候，他女儿才一岁多，初为人父的喜悦溢于言表：“我给她换尿布、喂奶，干得相当漂亮，可以去教别人了。不当不知道，感觉真好，那些当父亲的人以前怎么没跟我说呢？”

　　如今，女儿已经十岁，儿子也快一岁了。

　　那天给姜文拍照的空隙，他找出手机里的儿子和女儿的照片给大家看，然后享受着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着孩子长得像谁。

　　我对姜文说：“我见过爱孩子的男人，可没见过像你爱得这么深的。”

　　姜文不解地问：“有做父亲不幸福的男人吗？”

　　我解释一下：“毕竟不是男人生的孩子，男人爱孩子还是有一点距离的，跟母亲和孩子的关系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给人的感觉好像这俩孩子是你亲自生的。”

　　“你感觉我特像母亲吧？”姜文笑了。

　　“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的电影《教父》。一个写西西里黑手党的故事，可我觉得里边的白兰度和德尼罗都特别像一个好父亲，以至于今天我都会为德尼罗初为人父那么一个镜头而永久的感动。而那个镜头对我来说，比一张世界名画还印象深刻：没什么动作，他就站在那儿，抱着胳膊，听着画外的孩子在哭，在出生，你就发现他那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人突然变得很敏感。在这个镜头里，他真正触及到了人的本质的东西。”

　　我想到了姜文的儿子虎子。虎子出生的时候，姜文是什么感觉呢？

　　“我没法跟你回忆这样一个细节，你一旦追忆这个梦的时候，这个梦就碎了，我不愿破坏我内心的感觉，因为我能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样子，而且很深刻地在我的心里边。你迷迷糊糊躺着的时候，这个梦就在你脑子里，清清楚楚，来龙去脉，甚至颜色，起承转合，情节都在。但你一旦想记起它的时候，你就发现它跑了。可能我没法用一段现成的语言告诉你，也许我下回拍一个电影告诉你。我现在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人类有几个瞬间，或者人生中有几个瞬间，你明明白白地感觉到生命，你明明白白地感觉到你活着，看到自己刚刚出世的孩子的那个瞬间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的瞬间。”

　　“我现在也开始学着她那样自然的方式跟她交流。”

　　记得子尤的妈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教育是双向的，父母教育孩子，孩子也反过来教育父母，父母也会因为孩子而改变很多。

　　姜文先问我子尤是谁，然后表示同意这个说法。他说刚才他拒绝回答我关于孩子出生那一瞬间的感受的这个做法就是跟女儿学的。

　　“这一点是我女儿给我的教育。我经常问她话的时候，她会告诉我：我不想说，你别再问我，你再问我的时候，我就觉得没意思了。我说好，我不问你了。我女儿就是不爱说话，我特别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在感觉什么，她却很少告诉我。但是我特别好奇，我就开始观察，过一会儿，她会给我另外一个动作，我就理解了。但是我不能问她：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感觉告诉我，你看天看什么呢，你看云在看什么呢？因为她在看的时候她很享受、很舒服，我要一问她，就破坏她的感觉了。”

　　或许，因为我也有一个女儿，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一定的发言权：“你别让女儿学着像你这样来表达，她有她的方式，你不用着急。”

　　“但是那样公平吗？我坦诚地跟她谈话，但是她从来不告诉我她的想法。”

　　“她需要你那么多坦诚吗？她可能需要一点就够了，你过度的坦诚也是一种轰炸，她也不舒服。”

　　“我现在也开始学着她那样自然的方式跟她交流，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居高临下，这下我可当爹了，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发现结果她挺烦的。她说真的很烦我对她有那么多的动作、态度、语言，她不舒服，所以我发现她舒服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即使我跟她在一起安静地待着，也是交流。”

　　这个孩子像我吗？是不是每个父母都会琢磨这个问题？“有一个理论叫亲子阶段，人类有这么一个自然的反映，孩子一出生，有一阶段极像他的父亲，马上会让男的觉得放心，大家觉得，这不就是你的儿子吗。然后这个阶段就过去了，他不断在变，所以谈论孩子长得像谁这种事是一个乐趣，跟到底像不像谁没有直接的关系。”

　　不是说长相，姜文理解错了，我是说性格上。“我倒没观察性格像不像我，我就观察别像我的毛病就行了，别像我的缺点，我很在意这个。我长到40多岁，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缺点会给我带来一些麻烦和障碍，我不希望这些性格上的缺点在孩子身上重复，不希望孩子们面对我曾经碰到过的麻烦。”

　　“自以为是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了。”

　　去采访姜文的路上，我跟出租车司机聊天，我说去采访姜文，他说：哎哟，听说这个人脾气挺大的。我说，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

　　跟姜文打交道，你会明确地感觉到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自我”，你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他在想什么，他的原则就明晃晃地放在那里。面对姜文，你只有一条路：用你的原则跟他碰撞，或者他说服你，或者你说服他，无论哪种结果，他都能欣然接受。他憎恨愚蠢，不能忍受人云亦云。可是，现实是：生活中，有多少人有独立思考呢？于是，问题出来了，那些见过他和没见过他的人对他有一个共同的评价：自以为是。

　　“觉得他们也许是对的吧，如果不对的话，那是他们认识水平的问题，我觉得跟我没关系，反正我不愿意这么简单地认识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这样，你看中国的那些八卦杂志，我就觉得挺好玩的，它能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普遍的民众对事物认识的程度。在现在这么自由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拿着照片来胡编一些台词。但是既然创作环境这么自由，他们编的词却又是那么枯燥无味，实在缺乏想象力，我觉得多少有点可惜。

　　“这能反映出一个很真实的水平。从一个普遍意义上来说，我仍然很担忧我们对事物的认识那么容易走向偏颇。历史告诉我们，这不是件好事，为什么在我们这儿有这么多的革命，这么多的运动，这么多的你死我活，都是在人们认识事物中放弃多面性，放弃稍微深入一些的思考而带来的。一个人说我脾气不好，那我脾气为什么不好呢？连这一点问题他都不去问。一个创作者在创作当中，是不是应该有自以为是的东西？我觉得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东西了。”

　　没有“自我”的话，我拿什么去创作呢？没有“自我”，我拿什么采访姜文呢？

　　“创作者不是从自我出发去创作，而是自以为是去创作，那么他怎么创作？如果说这个人是一个政治家，或者说是一个扭转社会结构和制定法律的人，这当然是万万不可以的。但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只是对他的作品负责，这是一件好事。你觉得曹雪芹不自以为是吗？他干吗写这么一个东西，官府就觉得这事该你管吗？我每次看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想的不是我自己，我无所谓了，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对我没多大影响，但是这样的一个认识方法和认识事物的态度是令人担忧的。”

　　我采访夏雨的时候，他说姜文的怀疑精神给他的影响最大，他说：你给姜文老师一支铅笔，他不会马上拿来就写字，他得琢磨琢磨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例子很好玩，但是我绝不是一个拿着铅笔都要琢磨的人，这反倒变了味道。但是在某些方面，尽管都有定论了，我仍然怀疑，比如我演秦始皇，有一场戏，当荆轲要杀他，他到处乱跑，别人又帮不上忙，剑在腰间，他拔剑拔不出来的时候，旁人有人喊：大王负剑。然后他把剑背到后背上，于是剑就拔出来了。在拍到有人喊‘大王负剑’的时候，我说：等会儿。我问导演：‘大王负剑’是什么意思？他说这你都不知道，‘负’剑就是背剑，我说我没问你这个‘负’是什么意思，我说这个故事我从小就听说过，但是我不信，我没法信，你们试一试吧！于是所有人都开始试，试完以后发现，确实背着剑并不一定更容易拔出来，相比之下，它比挎在腰间还难往外拔。我说那‘大王负剑’故事就是八卦，瞎写，作者觉得这样写有快感而已。片场的人都说这可是司马迁写的，我说：司马迁瞎写有什么不可以？后来我们说就把这个疑问登在报纸上，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告诉我。现在，我们很多文字看上去很漂亮，但是那是公用的一些汤汤水水。只要往笊篱上一搁，就没剩下多少干粮。”

　　“死是最公平的，我对死亡没有恐惧。”

　　聊着聊着，话题又回到了孩子身上，姜文说两个孩子就是自己生命的延续，也许不是自己的思想和习惯的延续，但却是生命的延续。

　　又一次谈到了生命。说到生，就不能不说死。每个人出生以后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死亡，而且，对死亡的恐惧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姜文怕吗？

　　“死是最公平的，每个人都死，这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死。我对死亡没有恐惧，我觉得还不如我丢两块钱恐惧呢。如果我丢了两块钱，我就想：凭什么我丢，他不丢？这不公平。而死都是公平的，大家都会死。而且你要想到你有孩子的时候，你就会想：没有你们的死哪有下一代的活？就这么点儿地方，大家一代来一代去。我的电影《太阳照常升起》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大地永存，人都像走马灯一样，上场下场。也像草木一样的换来换去，然后一代来一代走。这很有意思，像风一样吹过来一阵又吹过来一阵。你怎么能说，好嘛，我们来了我们就不走了，这不好吧？这不善良吧？”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姜文说的最感人肺腑的话了，他在说的时候，用的不是思辨和智慧，而是感情，是爱，对孩子的爱，只有一个深爱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才可以为孩子去放弃自己的一切。也许在创作和与人交往的时候姜文执著地坚守着自己的一切想法，而在孩子面前，他甘愿放弃一切，只要孩子们更好。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姜文会把对自己孩子的爱推而广之吗？做过慈善吗？“我正在做那种一对一的帮助。当然，像别人的做法，把它做成一个事件，以引起某种影响，也不为过。我觉得怎么做都是个人的选择，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愿意实际点去做。”姜文对此不愿意多说，他站在那些受益者的角度去考虑，他担心会让那些受益者心里有一种负担。

　　“最近，我看电视，突然发现有很多明星人物的访谈节目，看见很多人在电视里面描述自己的情感，以至于让人产生怀疑，觉得像在演戏，或者像在作秀。当然我也理解那些电视节目不这么做也不行，但是跟我没关系，你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只是我看了会觉得不舒服。我觉得人的感情不是这样的，人的感情不是说要被灯照着，被化了妆，有了背景，突然给你一个惊喜或者一个刺激，突然流点泪，我觉得这个特别可笑，这是在得罪上帝。这样的节目给人印象太深了，想起来就起鸡皮疙瘩。记得有一次，看见一个女演员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流泪的，急中生智，讲了一个她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个亲戚去世，顺便流了点眼泪。”

　　看来，除了孩子，“看不惯”已经成了姜文生活中最习惯的一种习惯。

　　(摘自《格调LA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