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李玫忆

　　7月4日，在中国社区卫生协会成立大会上，陈竺首次以卫生部长的身份在公众场合亮相。近15分钟的致辞，平实而严谨，完全没有脱稿发挥，显出他的低调和审慎。

　　外界在谈论这位6月29日接受任命的卫生部“新掌门”时，大多都会猜测他将制定什么样的新医改政策。“这关系到13亿中国人的切身利益，责任重大。”7月3日晚，与中国科学院的旧部下话别时，陈竺说，“确实压力很大，自己会慎重，慎重，再慎重。”

　　走近卫生部

　　“强压之下出成绩”这句话用在陈竺身上，似乎再合适不过了。时刻提醒自己要“慎重”的他，在2003年与“非典”的“战斗”中，便漂漂亮亮地出了一把成绩。

　　2003年“非典”刚开始肆虐时，陈竺就敏锐地看到了它的危害性，随即组织科研人员对“非典”病毒进行研究。2003年5月，国家防治“非典”科技攻关领导小组成立时，已对非典病毒有所了解的陈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并因此被任命为副组长。5月13日，“非典”肆虐正甚时，他奉命亲率12名专家，奔赴广州和香港。

　　当时的香港，人们对“非典”的不了解正在转化为社会恐慌。在与特区政府和医学界人士沟通后，很少面对媒体的陈竺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把“非典”可能的发病原因和传播途径告知大众，缓解了紧张气氛。

　　在广东，在同样的气氛中，陈竺戴着口罩，两天内访遍“重灾区”，先后考察了广东省疾病控制中心、广州市呼吸病研究所等地的隔离病房。此行，他在最短时间内拿到了“非典”病源样本，使中科院得以在第一时间公布“非典”病源基因结构。

　　经历与“非典”的这场“战斗”后，陈竺对中国科技和卫生体制的落后有了更深切的感受。疫情平息后，他与21位院士联名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呼吁加大公共卫生研究及改革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之后，陈竺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就卫生医疗体制改革发表意见和建议。

　　“13亿人的健康问题，不可能光靠看病吃药就能解决，加强预防、保护环境才是根本。”陈竺认为，中国今后应增加对医学和健康领域研究的投入，少做一些“形象工程”。

　　与“非典”的胜利一战、提出的创新医改理念，再加上近乎“完美”的专业履历和国际学术地位，所有这一切使对陈竺的任命，很快便获得公众和专家的认可，正如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高福所长所说，“我相信他的智慧。”陈竺这位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无党派人士部长，在新位置上将大有作为。

　　插队山香村

　　陈竺特殊的个人经历，也让熟悉他的人坚信，“他可以做得好”。

　　陈竺的父亲陈家伦、母亲胡曼音，都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的教授。但陈竺自己的“医学事业”，却是从赣南信丰县山香村开始的。

　　如今的山香村，依旧坐落着一些土坯房，有些房子的外墙上还留着号召知青上山下乡的标语。陈竺住过的那间，也依然“健在”。1970年，未满17岁的陈竺插队落户到这里，一呆就是6年。而那间土坯房，他住了3年。

　　“那时的农村生活，就是干活、吃饭、睡觉，没有别的。”当地农民回忆说，每天收工后，陈竺总呆在家里，看父母寄来的医学书，常点着煤油灯看到深夜。第二天天还不亮，他就又起床，赶在出工前读英语。“双抢”时节，劳力们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要出工，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尽管筋疲力竭，但陈竺仍每晚坚持学习几个小时。“他的蚊帐熏得很黑，有一次差点烧着了。”为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每隔一段时间，陈竺就用英语给父母写一封信，然后由父母逐字逐句修改后再寄回来。为了学习国外医学，陈竺坚持从每月7元的生活费里，抠出来1元钱买《中国建设》。每次一收到新杂志，他就把有关医学的报道翻译出来，寄给父亲，由父亲修改好后再寄回来。就这样，6年的“函授教育”，使陈竺打下了扎实的英语和医学基础。

　　落户山香村4年后，陈竺积累的医学知识，已远远超过当地的很多“老江湖”。1974年，21岁的陈竺正式开始了他的“医学事业”——成为一名赤脚医生。从此，山香村的村民只要头疼发热，就会去找“陈医生”。

　　回顾那段经历，陈竺曾说，知青生活加深了他对农民的感情。同时，也让他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须靠知识和文化。”

　　1975年，陈竺被推荐进了江西省上饶卫生学校，两年后留校任教。其间，他仍然没有停止求知的步伐。1978年，他以专业考分第一名的成绩，成为我国著名血液病学专家、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教授王振义的硕士研究生。位列第二的，正是日后成为他妻子的陈赛娟。在王振义教授的指导下，陈竺学业进步很快，先后在《中华医学》英文版上发表了三篇有关血友病的论文，引起国际医学界的关注。不久，他就被接纳为国际血友病联盟的第一个中国人会员。

　　求学法兰西

　　“一个能成就大事的人，一个可造之材”，王振义曾如此评价他的学生陈竺。

　　王振义没有看走眼。1984年，陈竺凭着优异的专业成绩和掌握英语、法语两门外语的优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赴法国担任外籍住院医生的人选，来到巴黎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一年后，他开始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主修分子生物学。

　　这个欧洲最大的血液病研究中心，汇集了包括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让•道塞在内的一大批著名学者。陈竺所在的研究生班共有19名学生，来自非法语区的只有他一个。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科技处的张志勤公使衔参赞，曾与陈竺同期在法国留学。至今回忆起来，他仍对陈竺佩服不已，“他不仅仅是刻苦，而是全身心、全天候地投入到学习中去”，当时有同学不理解他为什么那么拼命，背地里还送了他一个外号：学习疯子。“每周末，留学生都会在使馆教育处聚会，互相交流，也排解一下平日的寂寞，还可以免费理发、看中文报纸。所以，大家都很喜欢这种周末聚会。但陈竺很少去，他真是天生一块学习的料。”在第一年的考试中，陈竺就夺得全班第一。

　　陈竺的夫人陈赛娟也是一块学习的“料”。1986 年1 月，她“狠心”抛下不到两岁的儿子，来到陈竺在法国学习、工作的研究所，攻读细胞遗传学博士学位。最初，由于课题设计上的问题，陈赛娟的研究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夫妇二人决定冒险另辟蹊径。但由于导师不同意陈赛娟做其他课题，他们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在陈竺的实验室里加班加点。那段时间，中心的人都知道，“半夜还亮着灯的实验室，一定是陈的”。甚至连实验大楼的大门钥匙，都由陈竺掌管了很久，因为他们来得太早，走得又太晚。

　　当夫妇俩在新课题上大有进展的时候，导师却让陈赛娟把它交给一位新来的、自命不凡的美国人。但陈竺夫妇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开始了又一轮“地下工作”。半年后，美国人一无所获，而他们却写出了两篇论文，并得到了导师的认可。

　　陈竺夫妇曾说：“我们一生中面临的最大考验，不是在实验室，而是在飞机场。”了解他们的人知道，这句话里饱含着心理挣扎。

　　1987年，陈竺夫妇陪法国代表团访华。为了早点见到儿子，他们提前一天抵沪。二人风尘仆仆地赶到家时，儿子正在吃饭，抬头看了他们一眼后又埋头吃了起来。“快叫爸爸、妈妈！”一旁的外公外婆催促外孙。3岁的孩子敷衍着叫了一声后，忽然想起外婆曾说“爸爸、妈妈明天会回来看你”，转而快乐地笑着说：“我明天就要到飞机场去接爸爸、妈妈了！”陈赛娟的眼泪“哗”地落了下来，紧紧地抱住儿子。

　　重返上海滩

　　在法国的两年多时间里，陈竺夫妇度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合作发表了6篇论文，在白血病分子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被法国同行誉为“具有突破性”。

　　1989年，陈竺夫妇俩决定按计划回国。听到这个消息，老师们劝他们：“留下来，你们会有灿烂的前程；回国，你们将一无所有。”“之所以回国，不是因为我不爱法国，而是因为我更爱中国。”陈竺回绝了挽留。他在自己博士论文的扉页上，工整地写下：献给我的祖国。

　　1989年7月3日，一架飞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升空，向中国方向飞去。前舱紧靠舷窗的两个座位上，坐着一对年轻夫妇。他们自信而镇静的脸上，偶尔露出一丝喜悦。

　　他们就是中国留学生陈竺博士和他的妻子陈赛娟博士。

　　飞机经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城市沙加时，同行的旅客们都离开座位活动身体，只有陈竺夫妇小心翼翼地从行李架上取下一个箱子，宝贝般抱在怀里。那里面是法国同事为他们准备的价值约10万法郎的科研试剂。他们的导师也从法国抗癌基金会那里为他们争取到了10 万法郎的资助，用于购买科研器材。

　　飞机轰鸣着在上海落地。陈竺夫妇回到了祖国，回到了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医院。迎接他们的是陈竺的恩师、血液研究所所长王振义教授。

　　归国初期，创业之艰苦超出了陈竺夫妇的想象。他们将一路上小心翼翼带回来的试剂存放在一台冰箱里，但一个星期后，冰箱出现故障，试剂全部报废。陈赛娟后来说：“那真是哭也哭不出来。”

　　但就是在这种条件下，陈竺带领的课题组，成功解释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发病原理。后来，他们又将砒霜成功引进到对白血病的治疗当中，给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提供了一条生路。

　　1998年，陈竺“从战术科学家转向战略科学家”——担任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当时，该中心是一个“联邦制”的研究机构，将上海地区高校、科学院等6家单位的科研力量集中在一起，搭建成一个国家级基因研究平台。学术机构之间难免会产生观点分歧，但是，“陈竺能发现合作者的优点，并能成功地将不同的合作者捏合在一起。”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金力回忆说。

　　在短短六七年间，陈竺牵头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取得了一系列国际先进或领先的研究成果，成为国内外享有一定声望的青年学者。拥有中国、美国、法国科学院三个院士头衔的陈竺，在学术界的声望可见一斑。他所领导的上海瑞金医院血液学研究队伍，被国内外同行尊称为“中国陈竺组”。

　　就职中科院

　　2000年10月，陈竺“转战”北京 ，出任中科院副院长，分管国际合作局和生物技术局。对陈副院长，无论是生物技术局局长康乐，还是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邱举良，都异口同声地评价说：“平易近人，有战略眼光。”

　　陈竺到底有多平易近人？“他经常一个人拎着包就来法国出差，根本不在乎什么接待条件。只要距离近，方便开会和工作，住小旅馆他都无所谓。有时，他自己走路去坐地铁。”张志勤参赞向记者透露，每次接待陈竺，他都觉得很省心。“有一次，我们共同参加一个国际研讨会，副部长级别的陈竺本该是代表团的领导，但他发言时，首先把我作为代表团的负责人介绍给了大家，而他自己只是以科学家的身份参与了会议的讨论。”

　　平易近人的陈竺，做起工作来却是另一种姿态。“他总是能把不可能的事变为可能。”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副局长邱举良说这话时，满脸写着钦佩。在2004年与法国巴斯德研究院谈判过程中，他目睹了陈竺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非典”过后，由于某些国际组织对中国卫生界提供的各种数据持怀疑态度，因而中国急需同世界卫生组织认同的国际性机构合作，以提升对流行病的研究、预防和治疗水平。凭借与国际同行良好的关系，陈竺首先与著名的巴斯德研究院取得了联系，建议对方与中科院合作在上海建立巴斯德研究所。

　　巴斯德研究院是由私人基金会支持、世界上最权威的细菌病毒研究机构，在全球20多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非典”期间，该研究所第一时间派出专家与中国合作，共同研究对“非典”病毒的预防和治疗工作。

　　2004年8月的一天，在上海建立巴斯德研究所的谈判进入最后的细节阶段。由于双方在原则性问题上互不让步，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第二天凌晨1点仍没有结果，眼看着就要谈崩。为了挽救濒临破裂的谈判，陈竺临时建议双方“喝点咖啡，休息一下”，然后再谈。可在安静的谈判大厅里，中法双方谈判代表却各坐一边，泾渭分明，互不搭理。突然，陈竺急中生智，端着咖啡，走到巴斯德研究院谈判负责人身边，微笑着说：“谢谢你们在‘非典’时期给我们的帮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陈竺开诚布公地讲出自己的难处和考虑，对于法方的顾虑也表示出真诚的理解。随着谈话的深入，双方都意识到如果不做出适当让步，谈判可能就此破裂。而这是彼此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中方的真诚最终打动了法方的谈判代表，在互相谅解的基础上，双方各让一步，达成协议。两个月后，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亲自为巴斯德上海研究所的奠基仪式剪彩。

　　“他认定的，就一定会坚持下去，而且一定要成功。”说完这话，在陈竺直接领导下工作6年、如今已像朋友一样的康乐局长陷入沉思，似乎想起了过去，也展望着将来。

　　(摘自《环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