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孙轶玮

　　很多人用“黑色”来形容2007年的5月。

　　5月8日至5月17日短短10天间，北京相继有5名高校学生跳楼自杀身亡，更惊人的数字来自哈尔滨，仅这一个月，就有39人自杀，其中，约三分之一为高校学生。

　　一项以国内媒体公开报道为依据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大学生自杀案例，自2002年起不停攀升，2002年27起；2004年为68起；2005年116起；2006年130起。

　　上海市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医生单怀海因对自杀问题的研究，频频被多家媒体采访。这位从事自杀研究已有几十年的专家，对于来访者们用“猛增”、“高发”、“严重”、“危机”等词语来形容“大学生自杀”，反应出奇地平静。

　　“大学生自杀只是当代中国人自杀现象的冰山一角。大学生自杀人数增加也没什么特别奇怪的，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人不清楚，近年来整个中国的自杀率，一直都在不断走高。”

　　单医生受上海社会科学院童世骏教授之邀，撰写一份名为“当代中国人精神健康与变动趋势”的调查报告，不久前刚刚完成的这份报告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当代中国人自杀问题的调查与分析。

　　中国是大国中的高自杀率国家

　　“全世界每40秒就有一个人自杀身亡。在中国，两分钟就有1人自杀身亡，有8人自杀未遂。自杀虽然是我国人口死亡原因的第五位死因，但在15至34岁人群中，自杀则是死亡原因的首位。我国每年有28.7万人自杀身亡，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有150万人因家人或朋友自杀出现长期而严重的心理创伤，有16万小于18岁的孩子因父亲或者母亲自杀而变成单亲家庭……”这是2006年9月“世界预防自杀日”宣传资料中的一段话。

　　这组数据出自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教授的推算。“我国的政府机构没有建立全国性的死亡报告系统，更不用说对自杀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和统计了。”单怀海医生向记者解释。

　　因此，费教授的统计是根据以下两个死亡登记系统之一提供的数据来进行自杀率的估算：一个是卫生部主管的死因登记系统，样本人口超过1亿，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的疾病监测系统(NDSP)，样本人口超过1000万。

　　费教授的做法是，将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到全部人群，然后通过对比人口统计估计的总死亡人数和根据卫生部数据推算出的总死亡人数得出死亡的漏报率，接着根据这个估算的漏报率(18%)将死亡率向上调整。由此得出中国总的自杀率为十万分之二十三，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这一数据略高于卫生部报告的25万自杀人数。至于自杀未遂的数字，卫生部有一个报告，是200万。但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自杀未遂的人数起码是自杀死亡人数的十倍。按自杀的人数来推算，应为280万。

　　其次，仍然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1998年自杀和自伤导致880万伤残所造成的损失，占中国全部疾病负担的4.2%，这使得自杀成为继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损失率为8.1%)、重性抑郁(损失率6.9%)和脑血管疾病(损失率为5.7%)之后，全国第四位重要的卫生问题。

　　单医生在自己的报告中也引用了费教授这组数据的部分内容。他表示，一方面是由于进行自杀全民调查的难度非常高，另一方面中国在这方面的体制和系统存在一定的问题，还有就是中国人因传统文化和观念的原因会对这一类调查进行逃避和排斥。他说：“自杀率最高的是东欧国家，自杀率最低的主要是拉丁美洲国家、伊斯兰国家以及少数几个亚洲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是世界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只是大国中的高自杀率国家，但中国的人口基数大，目前，中国和印度的自杀人口加起来超过全世界自杀人口的三分之一。”

　　九成自杀者在自杀前遭受明显社会心理应激事件

　　单医生和他的同事们曾对121例自杀未遂者进行过一个跟踪调查，将自杀主要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生物学因素。国外有遗传学研究结果认为，有自杀家族史的人自杀危险性比较高，属于先天因素。

　　其次是精神障碍和精神疾病。单教授认为这是目前自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之一，包括了酒依赖、药物滥用、人格障碍、抑郁症以及精神分裂症等。西方国家的大多数研究也表明，精神疾病是自杀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自杀者中精神疾病患者达90%以上。抑郁症在自杀者中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15%的抑郁症病人最终自杀死亡。

　　但单医生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研究报道的自杀死亡人群中，精神疾病患者约占30%～65%。

　　“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可能与研究方法学有关。”单医生对记者解释说，“我国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率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原因，一是我国对大多数自杀行为没有进行诊断和评估；二是目前对精神疾病患者自杀率没有科学统计数据。还可能与西方国家社会文化不同有关，也可能有方法学的原因。再有可能就是目前我们社会本身对于精神疾病的认同度不足，比如人格障碍或抑郁症，有的患者包括患者家属，可能从来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或者说认为很丢脸不愿意去医院就诊。这部分人并不在少数。”

　　最后是社会文化心理因素，这也是单医生认为最需要关注的。

　　有研究分析认为中国自杀率的上升与目前处在巨大变革中的社会文化心理问题、自然灾害、酒精滥用、吸毒、移民、离婚、家庭暴力、独生子女教育、学习压力、失业增加以及竞争激烈等因素有关。

　　单怀海医生在调查121例自杀未遂者后，初步结果显示，90.9%的自杀者前两周遭受明显的社会心理应激事件，包括经济困难、家庭纠纷、夫妻关系、住房问题和失业等。主要为人际关系矛盾，家庭婚姻矛盾等。

　　“大学生5月频频自杀的主要原因应该也是这方面，社会各层面形成的压力、城乡差别导致的心理落差、就业竞争激烈，还有高校内部的人际关系、自身的感情问题等等，这代孩子独生子女居多，对于压力的适应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容易有自杀的冲动行为。”单医生说。

　　由中国社会调查所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大连、沈阳、哈尔滨等地高校1000名大学生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对于“造成大学生自杀的原因”一项，59.2%的被访者认为是人际关系失败造成的；55.1%的被访者认为是学习压力大造成的；51%的被访者认为是失恋造成的；34.7%的被访者选择由于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导致；18.4%的被访者选择由于家庭条件比别人差而导致；12.2%的被访者选择英语四级没过拿不到毕业证而导致；10.2%的被访者选择对专业不满意而导致。

　　而来自北京回龙观医院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一组调查数据在某种程度上也支持了单医生的观点。

　　该调查在全国23个有地理代表性的疾病监测点开展，共调查了895例自杀案例，其中，85%居住在乡村或乡镇，28%从未上过学，58%服用农药或鼠药，47%有亲友或熟人有过自杀行为，27%有过自杀未遂既往史，63%有精神疾病，仅9%自杀前曾在精神或心理科就诊过。

　　自杀者死前一年最常见的负性生活事件为经济困难(40%)、严重躯体疾病(38%)以及夫妻矛盾(35%)。

　　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

　　学界对中国自杀率及自杀的绝对数字一直存在争议。但在关于中国人的自杀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有一些独有特性这一问题上，国内外却取得了共识。

　　首先，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这在自杀未遂病例的统计中，可以得到求证。单医生的调查报告指出，北京从200万急诊病例中收集了1万余例自杀未遂病例中发现，农村地区综合医院急诊自杀未遂病人数占急诊总人数的1.65%，显著高于大城市的综合医院0.25%的数值。

　　以美国和加拿大作为参照，这两个国家目前人口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十一到十二，而中国人口的自杀率估算为十万分之二十三，是前者的两倍。但在这个数据中，还是有特殊的差异，因为前者农村和城市的自杀率差异不太明显，但在中国，农村是城市的3倍。解读这组数据，就会发现，国内城市的自杀率低于发达国家，但农村自杀率却明显高于发达国家。

　　其次是我国女性自杀率比男性高25%左右。单医生告诉记者，女性自杀率高主要是因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非常高。调查数据显示，农村年轻女性的自杀率比年轻男性高66%，但是在其他人群中，男女的自杀率通常是比较接近的。

　　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曾发布了《中国妇女发展报告》的蓝皮书，在妇女与健康一章中，该书披露中国目前不但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女性自杀率远比男性自杀率高的国家，而且每年有近16万的中国农村妇女自杀，占世界自杀妇女数的一半。据统计，大部分西方国家中，一般男性自杀率为女性自杀率的3.6倍。

　　在综合医院急诊自杀未遂病人中，女性与男性的性别比例约为三比一。其中，96%为服毒自杀。在各类综合医院，服用抗焦虑或催眠药物是最常见的自杀未遂方式。而在农村地区的综合医院，则以服用农药自杀更为常见。

　　另一个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特征是，在中国自杀比率最高的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最低的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费立鹏教授通过收集中国北方24家综合医院急诊室诊治的1.4万自杀未遂者的资料，将数据推算至全国，得出所有综合医院诊治的相关病例中，三分之二的自杀未遂者位于15岁至34岁年龄段。再进一步的估算结果是，50%左右的自杀未遂者为40岁以下的农村妇女。

　　而根据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1995～1999年的死亡率数据，也推算出了类似的结果：在中国15岁到34岁这个人群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是自杀。

　　最后一个中国独有的特征是，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发现：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60%的自杀死亡者和40%的自杀未遂者在自杀当时有严重精神疾病。在综合医院急诊室200万自杀未遂的患者中，曾接受精神病评估与治疗的还不到1%。

　　自杀干预不该是一纸空文

　　一直以来，单怀海医生只要拿起手机，心里就会一沉，因为在他那只磨得有点旧的黑色手机里，充满了不知名的对象发来的“死亡信息”。

　　“您好，我是××的朋友，此时此刻的我已经走到了尽头，活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不想就这样地离去……” “死了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痛苦了？”“可不可以告诉我怎么没有痛苦地死去。”

　　单医生说，每次接到这种短信，都会觉得难过、遗憾与无奈。虽然已经见过太多自杀案例，却仍然不希望看到一个人在没有任何救助的情况下，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绝大多数的人在自杀前其实是渴望得到帮助的，之所以走到自杀这一步，说明身边的人都没法帮助他。但作为专业的精神科医生，我们或许是可以帮到他的，但这些人却往往不愿意面对我们，就这样发条短信过来，你打过去也不接，更不用说见面谈一谈了。后来这些人的情况怎样了，是自杀了，还是未遂，还是放弃了，我们也无从知晓……”

　　所以，在单医生看来，在社会自杀干预网络的建立上，除了设立专门的心理咨询机构和相应的配套设施，也应该将一份投入放到对整个社会宣传“心理卫生是公共卫生”的理念上，改变大众对于心理疾病难以启齿，不愿去医院就诊的观念。

　　“其实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杀率高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社会问题，它小则影响自杀者周边的生活环境，大则可以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影响社会和谐。”

　　诚然，受到自杀问题困扰的也不仅仅是中国社会，处在社会变革期的一些国家，也同样被困扰。比如韩国自杀率已经超过了日本。韩国统计厅公布的报告显示，韩国每10万名死亡人口中，死于自杀的人数为26.1名。韩国的自杀率已经超过了位居第二的匈牙利(22.8人)和第三位的日本(20.3人)。

　　但正如单医生所说，中国应该制定适合国情的自杀预防方法与策略，按照政府制定的《中国精神卫生规划》，更好地利用精神卫生资源，开展预防精神疾病自杀的研究。

　　“比如，进行自杀率的全国流行病学研究就十分必要，有同行建议，要得到真实的自杀死亡率，必须一个一个地对自杀死亡的情况作心理学尸检和社会文化尸检，即仔细了解死者生前的社会经济情况、心理状况、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精神状况等等，以有效地开展自杀预防和干预工作。”

　　“精神体检”能推广吗

　　文／孙轶玮

　　在Google搜索栏中输入“我想自杀”，0.16秒后，约有500万项符合的查询结果呈现。而在“百度知道”里，关于“我想自杀”的求问有190项，其中包含了部分网友的痛苦自白、征询可以死得“简单点、舒服点、好看点”的自杀方法，以及在绝望中的求助信息等等。

　　浏览导致这些网友们企图自杀的原因，发现有“屈原式”的“社会腐败黑暗”和“报国无门”；有“琼瑶式”的“他／她不爱我了”和“×年了，他／她竟然要和我分手”；以及“苦菜花式”的“婆婆欺人太甚”和“我太没用，连一个朋友都交不到”等等。

　　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自杀让人觉得像是玩笑：“我17岁了，还那么矮，打不了篮球，不想活了”；“脸上痘痘一直除不掉，最近又长出了一大片，很绝望”；“我是一个高三的学生，脚特别臭，医生说没法治，痛苦极了”；“空虚，空虚得不行，想死，特别想死”……

　　此外，虽然还没想到自杀，对生活充满困惑的人也不在少数，有757位网友反复提着同一个问题——“人为什么要活着？”

　　单怀海医生说：自杀是精神不健康的严重后果之一，但有多少人在变革社会影响下，“染”上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一直以来却是无从知晓。

　　“很多人只有当身边出现自杀者，才会倒回去想自杀者生前是否已经有了心理问题或疾病。”

　　五成以上中国人存在焦虑不安情绪

　　单怀海医生根据公开资料分析，目前全国约有严重精神疾病患者1600万人。

　　单怀海医生主持的调查对普通人群4506个样本进行“是否感到目前的社会生活令你精神愉快”一项的访问：受访者认为自己心情非常愉快的占9.7%；认为自己心情比较愉快的占49.2%；认为自己感觉一般的占34.4%；不太愉快的占5.4%；很不愉快的占1.2%。

　　在“是否会感到焦虑不安”一项上，从4326个样本中的统计结果发现：有时焦虑不安的占55.1%；很少焦虑不安的占32.5%；整天焦虑不安的占0.9%。即五成以上被访者认为自己会时不时地感到焦虑不安，这个比率推算到全国，也就是说，约有6亿至7亿的中国人存在焦虑不安的情绪。

　　据单医生介绍，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开展的世界精神卫生调查，首批已完成了包括对中国等14个国家60483名居民的调查。对中国上海、北京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成年人中，精神障碍的年患病率为7.0%。但该调查同时也显示，我国精神卫生服务利用率极不理想，仅11.1%的患者接受了精神医学、普通医学或传统医学的服务。

　　六类群体易发心理危机

　　单医生对记者说：若以年龄来划分群体，目前中国社会中，青少年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最近几年儿童抑郁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约占学龄前儿童的0.3%。新华社做过一个报道，中国目前约有20%的儿童出现抑郁症状，其中4%为需要接受临床治疗的重症抑郁。中国老年性痴呆和抑郁症的患病率正逐渐增高。1999年北京地区调查，65岁以上人口抑郁症患病率为3.85%；65岁以上人口老年性痴呆患病率为3.86%；上海地区65岁以上人口老年性痴呆患病率为4.61%。”

　　除青少年和老年人之外，还有六类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首先是中国女性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单医生的调查显示了近年来中国女性心理障碍的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

　　其次是白领群体。媒体在最近几年间不断报道“过劳死”，“办公室综合征”等事件给人们留下较深印象。但单医生说，最值得关注的不仅是现象本身，更重要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白领阶层对精神健康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因而失去了早期发现和治疗的机会。

　　“白领阶层是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工作生活的压力可能比一般人群要大。例如有些白领阶层不能应对都市化的快节奏生活和工作的竞争压力，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在职场压力下，他们工作条件和待遇都相当优厚，而心理问题却没有人关心。由于担心自己会被淘汰，所以工作非常投入，而忽视自己的精神健康。”

　　第三类人群，单医生把他们归结为企事业单位人员，其中特别提到警察、教师、公务员和医生及部分事业单位知识分子的精神健康状况要“特别注意”。

　　调查表明，在所有的应激性职业中，警察心理压力最大，属于高风险、高负荷、高强度的“三高”人群。

　　单医生说，“由于警察长期遭受特殊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也会出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和心理障碍。据重庆市公安局对民警的调查数据显示，重庆全市警察约有50%身患不同程度的慢性病，超负荷工作、心理压力过大已经成为警察队伍中的普遍现象。”

　　中国军人是单医生报告中容易产生心理问题的第四类群体。

　　第五类为农民和农民工。这个群体的人数极其庞大，农村地区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却又严重缺乏，精神卫生服务水平不高，是造成精神疾病和心理障碍患者治疗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有些精神病人甚至被锁在家里得不到治疗，有些经常在社会上肇事惹祸。”单医生解释说，“此外，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谋生，他们的经济收入普遍较低。他们在城市的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难，例如婚姻和家庭问题、子女教育问题、权益和保护问题、营养问题、卫生保健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等，这些问题带来的精神健康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最后一类也就是近来最受关注的学生精神健康状况。有关学生的一项心理健康调查表明，约50%的学生心理处于不健康或亚健康状态，心理问题阳性检出率为17.3%至21.1%，学生自杀、暴力犯罪率呈不断上升趋势。

　　“学生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群体，却因为种种原因，例如学生的医疗保障问题没有解决，学生精神健康状况与维护目前还没有纳入疾病控制范围，所以已经成为精神健康的弱势群体。这几年国内媒体相继报道的清华大学学生动物园内伤熊事件，云南某大学学生杀人事件，以及一些名牌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自杀事件等等，说明了问题的严重。”单医生说。

　　心理疾病造成社会负担

　　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中，如果不是到了行为失常的地步，精神健康不健康，问题不是特别大。更何况，像单医生说的，相当一部分群体的精神健康目前在中国还没被纳入疾病控制范围。

　　目前国际疾病分类与统计中，除了注意疾病的发生率、死亡率等统计事项外，还特别注意疾病的伤残生命调整年和疾病的社会负担。前者注意个人因病导致社会功能残障而使其为社会服务的寿命缩短，后者强调疾病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据欧盟统计，在欧洲国家中因心理疾病自杀的人每年达5.8万，比在车祸和谋杀案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心理障碍则是造成欧盟国家员工缺勤、提前退休和申领因工丧失劳动能力补助的三大原因之一。据保守统计，心理疾病给欧洲各国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3%到4%。

　　单怀海医生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精神疾病在中国的疾病总负担中已排名首位，约占20%。有预测称，进入21世纪后各类精神卫生问题将更加突出，到2020年精神疾病的负担将上升到中国疾病总负担的四分之一。

　　应像对待感冒一样对待早期心理问题

　　单怀海医生工作所在的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小小的一层，约百十来平米。用玻璃隔出来的心理诊疗室则更是简单到只有一张桌子，几个简易凳子和一张破旧的沙发，但这还是中心内几位心理医生一起合用的。

　　可前来就医求助的患者和家属却是一拨儿接着一拨儿。一个看上去快急疯了的中年男子，一边拿着手机打电话，一边紧紧地拉着单医生。单医生解释说，这名男子的女儿是一所知名高校的英语老师，各方面都很优秀，在几年前突然会时不时地失控，发出怪叫，父亲经人介绍想带女儿来单医生这里看病，没想到女儿却死活不肯，觉得十分丢人，甚至连跟医生进行电话交流都不愿意。父亲情急之下就当起了传声筒，把医生的询诊复述给女儿听，然后把女儿的回答再转述给医生。

　　还有一对一大早就从江苏江阴赶过来的母子。儿子显得寡言，母亲则是一提儿子的事就眼泪汪汪：“就是高考没成功，复读了一年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现在什么事都不干了”。而之所以舍近求远来就诊，是因为当地医院没有相应的治疗服务。

　　“没有足够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对心理问题又没有良好的认识度，包括这些患者的家属，都是到了在行为上出现严重症状才想到找医生。当然，他们仍然还算是明智的，至少还找了医生寻求帮助，有多少人直到自杀死了都没有受到过任何救助，我们甚至是不愿去想象的。”单医生告诉记者。

　　当世界上已将人类的精神健康问题当作是一个危机重重的全球性公共卫生问题时，中国人的精神健康甚至还没被列入到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中。

　　“如果大家能像对待感冒一样对待自身的早期心理问题，同样的，医疗机构也能提供像对待感冒一样方便有效的治疗，那就十分理想了。另外，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和建议：是否可以把心理健康的检查也列入例行体检的内容中，如果我前面的想法有些可望而不可即，这点，我想不是有多难的事情。”记者查阅了徐汇区精神卫生中心心理健康测评的价目单，发现单次最高收费的测评为80元，最低只有3元，而前者是需要大半天时间才能完成的一项精密评估。

　　上海国宾医疗中心是沪上知名的一家贵宾式服务体检机构，也是上海地区唯一一家在体检内容中涉及“心理健康测评”的医疗机构，但也只有在一个价格为500元上下的豪华体检套餐里包含。该中心倪先生很遗憾地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在他们所接待的客人中，几乎没什么人做过这个测评。

　　“我们只有在客人主动要求的情况下，才帮他做这个测评。主要还是观念的问题，大多数人重视的还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容易被忽略。换个角度说，可能也是不愿意面对和接受自己心理有问题这样一个现实。坦白说，我们这个心理健康测评也不是很专业，由于医疗体制的关系，我们这样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是不能做与精神健康相关的内容的。”倪先生十分坦率地对记者说。

　　而这也恰恰是单医生在完成整个报告之后最深的一个感触。

　　“老百姓的问题，是观念的问题，可以慢慢引导慢慢改变，这不是目前最大的障碍。最顽固的问题还是落后的医疗体制，包括对精神健康的界定，医疗机构服务项目的限制，以及中国精神科医生的有效使用率等等。”单医生最后说，“中国心理医生的专业水平并不比其他国家差，国家在这方面的投入也不算少，可是，为什么我的报告中还是呈现出了这样一个令人堪忧的整体状况，还是有那么多已知的未知的人在不断自杀。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呢？”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