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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谢海涛 彭晓芸 张佩圆

　　最新一期的《福布斯》称：“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三”。一时纷纷纭纭。喧嚣之下，也有更多的人在思考：中国人的税负状况到底是怎样的？纳税人是幸福还是痛苦？其原因又是怎样？

　　税负现状分析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2006年中国宏观税负(税收收入与经济总量的比值)为18%。这个数字仅比2005年小涨0.5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平均低3个百分点左右，比发达国家低约12个百分点。

　　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对此表示异议，他称2006年政府财政收入接近3.2万亿元，如果加上1.3万亿元的预算外收费、土地出让金5000亿元、社保8000亿元等预算外收入，我们真实的税负已达31%至32%，已对刺激消费产生消极影响。

　　这一判断的背景是中国税收收入近十几年呈直线型增长，1999年突破10000亿元大关，2006年达37636亿元；近年来的增速均超过20%，远超GDP、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与周天勇一样感觉税负较重的，是作为微观个体的企业和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专家指出，一方面因为税基比较窄，税负主要落在一些行业和企业及个人身上。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1994年，我国工薪项目个税32.13亿元，占个税总收入的44.21%；2004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源于工资、薪金所得；2005年，工薪阶层为个税总收入贡献了60%的份额，而富人的纳税份额不到10%。

　　税收专家刘桓认为，在当前的分类扣缴制度下，高收入者享受着多源扣除的优势，逃税漏税现象严重；而3亿多工薪阶层由于收入来源单一，实行代扣代缴制，反而成为税负最重的人群。有网友指出，这实在有违“多得多纳税”、“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收原则，税收本应发挥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演变为事实上的“劫贫济富”。

　　税收到哪里去了

　　“作为纳税人，你最关心什么问题？”据《中国青年报》日前的调查，49.4%的人选择了“政府把我们缴的税用到哪儿去了”。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在大幅度增长，但是预算支出的透明度却没有随之增高。

　　在上海“海归”老刘看来，政府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报告近乎玩数字游戏。试问如此多的税收之下，我们的福利如何呢？老刘对此深有感慨：北欧一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已经囊括了国民的生老病死，在美国，税率是按照家庭来算税的，而在中国，税率从来都不考虑家庭因素，把养老问题丢给了社会和个人。在老刘看来，税收的法理逻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但与高速增长的税收相呼应的却是“GDP崇拜”下公共服务的递减：教育和医疗卫生已经不是一种福利，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已成为压在纳税人身上的新三座大山；与之相随的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治安状况的恶化等。

　　我们的税交到哪里去了？在上海一家报社工作的小吴，对每月要交1000多元的税养活“腐败分子”耿耿于怀。他认为我国行政成本过高，浪费严重，纳税人税款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7倍；近年来，我国公款吃喝一年2000亿元，公车支出一年4000亿元，公费出国考察一年2000亿元……

　　哪个阶层更痛苦

　　税收面前，谁更痛苦？是靠工薪为生的城镇低收入居民吗？随着税基的加宽，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他们的痛苦能减少多少？是农民兄弟吗？废止《农业税条例》以后，每户农民每年可以多得五六百元的收入。他们曾经的痛苦能永远免除吗？

　　是从业人员人数超过1.5亿人，掌握或管理着10万亿元左右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近1/3税收的新社会阶层吗？对富人的收税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为富不税”现象更是千夫所指。相关税收监管政策早在1994年就已开始，13年来，更是下发了10多项税收征管制度和办法。他们会不会更痛苦？

　　是被称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的中产阶层吗？那些年收入10万元到几十万的人群，当富人群体因为收入高度非规范化而逃避调控时，他们却极有可能成为税收调节的主要对象，成为调节利益关系的牺牲品。因为相对来说，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的收入规范化程度是最高的，其个税也是最容易征收的。在诸如不久的将来可能开征的物业税、燃油税等调控措施中，中产阶层都可能首当其冲。而2006年，年收入12万元以上者须自行申报个税政策出台，他们是不是更为痛苦？

　　茅于轼：工薪阶层税负最痛苦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中国税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本应由政府负担的一部分收税成本也由纳税人负担，这样就造成税务局加强税收征管所花费的成本要纳税人出钱。举例说，每个企业现在要买一个税控机，这是税务局要用的，但是现在却要企业买，一个很简单的东西要花几千元。这等于叫你自己打自己耳光，这就是造成痛苦的原因。

　　还有，我们现在也没有公布征税的成本，比如香港就有公布，收了100元税，征税成本是12元，下一年是11元，这个数字要逐年降低。

　　另外，这些征缴上来的税收被公权部门挥霍的现象同样不容忽视。纳税人没有权利去问这个税干吗用了。还有，就是纳税人跟税务机关的不平等。对于税务机关的不恰当行为，普通人没有抵抗能力，一旦抗议就会给你穿小鞋。

　　同时，我国税负的不合理也表现在工薪阶层税负重，富裕阶层税负轻。工薪阶层是最主要的纳税源，因为他们所有的收入都在监督之下。从个人所得税的角度来说，其作用就是调节贫富差距的，现在1600元的起征点太低，起不到这个作用。

　　孙钢：拿工薪阶层说事是个误区

　　财政部科研所孙钢认为，现在普通百姓感受到的税收还很浅薄。中国的税绝大部分都来自企业，但负担实际上都是百姓的。比如买东西，东西的价格里都是含税的，你每天只要花钱就等于向国家负担了税款，但由于我们实行的是价内税，老百姓看不到税的存在。在国外买东西，任何物品价格下都有一个税。因而外国人税收的感觉要比我们强得多。如果要痛苦，他们会感到更痛苦。

　　现在喜欢拿工薪族说事，这是个误区。工薪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里面有月入几百元的，也有月入几万元的工薪族。这个差距很大，如果笼统地讲工薪族是很难说的。工薪族按月发放工资，这个在个人所得税里占的比例很高，国内外都一样。

　　其实高薪者人数不多，但纳的税比低薪者多得多。像北京房地产商任志强，一年交个人所得税200多万。所以不能说高薪收入者方面税收低缴了，问题出在其他方面。比如现在股市好，但我们对炒股赢利是不征税的。我们的税收体制还不完善，需要不断完善。像对工资外收入的统计，如现在地税的分区域管辖，北京的地税局就管不了从北京去上海上课的人。

　　另外，我们现在在纳税宣传方面还不够，没有富人纳税排行榜，很多富人纳税老百姓也不知道，而美国的总统纳了多少税是公开的。这方面应多作披露。税收的调节作用也是有限的，它的主要职能还是组织收入，并不是有了收入就没有贫富差距了，它只是一个相对的制约机制。

　　(摘自《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