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性，但不写共产党英雄形象

　　修订过的《谈“色，戒”》，明显地篇幅较初稿多了一千字，对观点详细阐述，自辩的风采更浓：“我写的不是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特工，当然有人性，也有正常的人性的弱点，不然势必人物类型化，成了共产党文艺里一套板的英雄形象。”

　　对于女主角王佳芝的心理状态，张爱玲一再阐述得更详尽，如何演戏后上了“瘾头”，“散场后兴奋得松弛不下来”，自己觉得扮戏特别美艳，那是舞台的魅力，甚至“舍不得他们走”，至于“疯到天亮”，“只是凌晨去吃小馆子，雨中步行送两个女生回去”，但却令“域外人先生不知道怎么想到歪里去了。”

　　张爱玲的修订稿，可以说是和她的幕后支柱宋淇的共同创作，除了加入宋淇的观点外，她“反击敌人”胆量也壮大了，直斥域外人“断章取义”、“罗织入人之罪”。文末，张爱玲干脆删掉了借“人间”另一篇文章“极目楚天阔之二﹕放怀纵览世界文坛”的两段落，不再抒发心迹，又或者，不屑向域外人抒发作家的心怀抱负，文末由初稿的“笔墨战”却升级为“笔墨官司”，更指斥对方误解，而“我到底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不负责”。捍卫文学创作的气焰和激情，表露无遗。

　　《谈“色，戒”》修订稿最后加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为题，也是宋淇自作主张，张爱玲对他绝对信任。宋淇解释《羊毛出在羊身上》一题：“意旨主角王佳芝是『外行学特务』，牺牲了性命；二指域外人外行评论，发表错误意见。”

　　张爱玲自辩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刊登后，熟知张爱玲“脾气”的宋淇，于七九年二月曾去函张爱玲，交代文章刊登后外界反应：“你的《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出，《中国时报》高高兴兴登了出来。最近友人返台过年，都云情形较稳重，而且国家和百姓之间的关系，反而比从前更接近……”

　　由此可见，《色，戒》引起的风波，一度成为张爱玲内心的暗涌，虽云“下不为例”，但从她寄给宋淇再三修订的稿件，可见他们预期到谈敏感题材可能带来的争议。

　　张爱玲朋友不多，但每年圣诞，她都会致函她曾任职的美国新闻处的主管Dick McCarthy。就在《色，戒》小说引起争议期间，张爱玲寄给Dick McCarthy的英文信上，为被人诬蔑为“歌颂汉奸”，流露了不忿之情：

　　“今年问题真多，最近被一些台湾小人批评一个短篇，说内容歌颂汉奸，该小说是宋淇一直默默协助我，并替我校正的。那些人的话说得很无稽……无可避免地，我也会遇到这种事情。”

　　《色，戒》其后收入《惘然记》一书中，张爱玲于序言中不觉又再提起盘绕她心中的汉奸梦魇：“写反面人物，是否不应当进入内心，只能站在外面骂，或加以丑化？”

　　张爱玲在《惘然记》中的序中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期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至于那些材料是甚么？有没有考据，已不重要，因为：“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张爱玲一生中唯有此情可待的最爱，呼之欲出，但她选择独自缅怀追忆，萦绕脑海三十年的，已是笔墨不能形容的东西，除了至死不休的惘然外，岁月悠悠，一切都付回忆中了。(马霭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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