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理论的不丹局限

　　不丹的百姓看来很幸福，而且这种幸福已延伸、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不丹研究中心设计了“国民幸福总值”(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该指数概念成形于上世纪80年代末期，由不丹四世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创设，现在几乎成了不丹的一张名片。

　　“我们根据不丹统计局的数据来测算幸福指数，现在连廷布的老百姓都在讨论它了。”不丹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多吉说——他或许还不了解，现在全世界许多研究机构动辄举着GNH挞伐GDP(国内生产总值)。

　　负责不丹研究中心事务的平措送给记者一本大部头的《国民幸福总值与发展》。他特地向记者介绍国王在书的前言里对GNH的定位：“GNH比GNP(国民生产总值)更重要。”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不能衡量一个社会的进步水平。”临别廷布前，记者再次拜会不丹研究中心，平措则再次强调了他的认识，并嘱咐，“书的印数很少，希望仔细阅读。”

　　“国民幸福总值”主张促进并平衡经济增长、文化发展、环境保护和提高政府治理水平这四个方面，从而提高指数水平。应该说，不丹能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逐步形成并实践“国民幸福总值”，关注可持续发展，关注发展的社会文化内涵，确实难能可贵。

　　但该指数目前仍不能提供一套可以精确度量的测算方式，仍是概念性的。不过，这个概念却成为全球诸多学者针对GDP的“匕首和投枪”——“大部头”书里就有不少GNH和GDP间的刀光剑影。

　　只是，新鲜理论往往激起人们热烈的浮躁，溢美之词常常在有意、无意中，让人们忽略了对新理论局限条件的讨论。就“国民幸福总值”来说，它在不丹的诞生和应用至少有三个很突出的原因。

　　首先，不丹近乎全体民众，包括移民到此原本信奉印度教的尼泊尔人，都信仰藏传佛教噶举派。受宗教的影响，官方对“幸福”这种主观概念的强调在民众中比较容易接受。在不丹研究中心出版的“国民幸福总值”研讨会论文丛书的第二部分，前四篇都在讨论佛教与创造幸福总值的关系。

　　另外，不丹近乎与世隔绝，它未能与任何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建交，2001年才在国内开放卫星电视和互联网市场——“与世无争”的状态似乎比较容易培育孤立的幸福：不丹远离喧嚣，几乎没有不丹人讨论“巴以冲突”和“阿富汗绑架事件”这些国际大事；记者在不丹期间，除了不、印关系外，不丹三份英文报纸一共只刊登了一条国际时政新闻。纷扰远离不丹，已经很“幸福”的不丹国民因此更有条件只去关注幸福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理论恐怕可以用来解释“国民幸福总值”在不丹出现的根本原因。不丹拥有优厚的资源禀赋，其水利资源丰富，只对印度出口的电力多年来一直是它的第一创汇产品。通过卖电就已成为南亚最为富足的国家之一，这种天赐的幸运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有的。

　　常常听闻对不丹“幸福总值”的追捧，可是，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像不丹这样的幸福环境。GNH对于GDP或许是更高的追求，但对于那些仍需关注民生冷暖的国度来说，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专注于对GDP的追求恐怕是不得已的必须，而为此付出相应的代价也是难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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