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3月初，有一个人在中国北方的长春，陶醉在美梦终于实现的兴奋之中。他就是末代皇帝溥仪，即将再度“登基”被加冕为“大满洲帝国”的皇帝。于是，3月5日，他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报道写道:

　　“在满洲的寒冷中，本周将进行一件大事。大批警察搜遍了长春的大街小巷，收缴了30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卡车满载粮食而来分发给30000个贫困家庭。同时，还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5000名士兵被派来守卫尚未竣工的皇宫。一批被挑选出来的记者，在一处敞开的院子里看到，宫廷要员们身着蟒袍，头戴皮帽，帽子上嵌有珠宝纽扣，朝着一个乌黑发亮、刷着中国漆的珠宝皇冠模型练习伏地长拜。高度近视、戴有眼镜的亨利·溥仪(HENEY PUYI)将成为一个新的国家——大满洲帝国的满洲皇帝，上周这里叫满洲国，两年前则被称作满洲。”(《时代》，1934年3月5日)

　　“九一八事变”对于中国是个灾难，对于溥仪却是期盼已久的新纪元的开始。在他看来，东北是他的祖先的宝地，他们正是从那里起步，进军关内，完成统一中华的伟业。现在，他也要从那里起步。哪怕是当日本的傀儡！

　　溥仪与日本的依存关系，其实早就在世人的意料之中。1931年《时代》在报道“九一八事变”时这样说道溥仪:“日本为随从众多的溥仪先生提供津贴，在天津的日租界为他安排了一处豪宅，享受现代化生活，将他牢牢控制，一旦中国某一部分分离出来，就可能使他成为傀儡皇帝而不再是公民。”

　　虽将之称为傀儡，但这一次《时代》封面对溥仪形象的处理，明显要比在此之前出现的吴佩孚、蒋介石等人要重视得多。以往都是黑白照片或素描，而这一次，则是由肖像画家精心绘制的彩色肖像。溥仪身着黄色龙袍，手持如意，头顶宝石皇冠，身后是七彩光芒。虽登基于乱世，画面却呈现一个华丽的景象。在西方人印象中，溥仪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深度近视，于是，肖像上醒目地画上了他那厚镜片的眼镜。在肖像中，溥仪显然比他的本人英俊，一幅胸有成竹的样子。

　　《时代》报道了溥仪“登基”仪式的紧张筹备:

　　“到上周，木匠们按照北平巨大的天坛的样式，搭起一个台子，有大典时的台阶。还准备了皇冠，上面雕刻了龙和兰花。裁缝们在龙袍上绣朱雀，嵌宝石。有占卜师言，届时气温可能会降至零下二十度左右，故登基庆典应在日出后进行至中午。亨利身穿龙袍要好几个小时，朝祖先画像跪拜，然后，还要接受满洲人的朝拜。传统乐队头戴蘑菇状的帽子，帽子上飘着红流苏，外套五颜六色，他们演奏四十八面鼓，四十八张锣，用玉锤敲打八根长长的硬木板，二十四支唢呐高亢入云。”(《时代》，1934年3月5日)

　　溥仪又一次成了“皇帝”。不过，读《时代》，明显感觉到行文中对溥仪命运多舛的感叹。1908年，他只有两岁，被慈禧太后安排为皇帝；1917年，早被废黜的他，又被复辟的张勋“加冕”为皇帝。现在，溥仪第三次“加冕”，为他加冕的却是日本人。《时代》说得好:“溥仪一生软弱无助，总是成为这个或那个代理人手中的一个工具。”这句话，既可看作整篇报道的基调，也可看作溥仪一生的概括。下面由《时代》讲述的故事颇值得细细品味:

　　“骑自行车是他的爱好之一。作为一个日本的傀儡，他不敢在无人警卫下走出皇宫，于是只好在花园里骑车转圈，练习车技。这位日本扶植的皇帝，目前能让前轮悬空，只骑后轮。他还用拍照来消磨时间。溥仪喜欢在饭后展示他的相机，有时还抱怨来宾拍照太慢，因为他喜欢不住地摆姿势。”(《时代》，1934年3月5日)

　　还有一个关于接受采访的细节:

　　“一个月前，他以即将登基皇帝的身份首次接受采访。溥仪身穿一身咔叽布的满洲陆军元帅服，这是由日本政府为他定制设计的，肩章上装饰着绣花，军靴锃亮。尽管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采访时还是为他安排了翻译。‘你能问问皇上他的健康如何吗？’一个记者向翻译提问。亨利·溥仪忘记要他假装不懂英语的游戏，不等翻译开口，自己就脱口而出:‘哦，我很好！’”

　　难得的细节描述。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早在政治漩涡中失去了自我。他有自己的野心与梦想，却没有自己的生活，没有一个正常人的乐趣。第三次所谓称帝之后，这个在北方寒冷中摇曳的身影，蒙上了更为强烈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