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刊用中国《中华文摘》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文／聂晓阳 王琰

　　在想象中，把旧上海营造得如此深入人心的女作家应该是坐在淮海路的老洋房里，端着咖啡，不动声色地打量陌生的访客，神情高傲而冷艳。

　　位于定西路的公寓里，因便装而显得朴素的王安忆给人的第一印象却是平和亲近。她给我们一一倒上茶，小小的客厅便立即充盈了一种熟悉的家居感。

　　她几乎没有化妆，只戴了一条简单的项链。整个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组精致的书架，里面插着女主人历年的书作和不同时期的照片，其中一张穿红色棉衣的旧照格外抢眼。照片里的女孩端庄、大气、秀丽，像一幅油画。

　　和同去的新华社上海分社资深记者赵兰英说话时，王安忆偶尔会用上海话，但她说自己的上海话并不好，而且觉得上海话“很粗鲁很硬”。谈起能够代表上海的文化名人，她说最推崇金星，因为“蛮能体现上海各方面精神的”。

　　“第一，她不是上海人，能体现上海这座移民城市的包容。第二，她的现代舞蹈和变性都很有象征意义，很能体现上海的摩登和现代。如果上海有什么东西能和北京抗衡，我觉得就是现代性。”王安忆说。

　　“写作就是要创造一个从现实社会独立出来的世界”

　　有意思的是，谈及不少媒体对她的报道，她都有些惊愕：“我没有说过这话啊。”有媒体引用她的话谈为市场为政治代言的问题，她说：“我不大会说这么空洞的话。”她告诉记者：“有一个媒体大标题引用我的话说‘我们已经距离恢弘写作距离很远’，我从来不会用恢弘这个词的，不知道怎么会曲解我的话到这种程度。”

　　“媒体很喜欢把你的话用他们的习惯用语来定义，而我是不会说这种口号的话的。”她说。

　　她承认自己不怎么上网，甚至到现在还不会发手机短信。“我有手机，一个很落后的手机，出门才用，所以别人有时候打电话经常打不通。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发短信?短话么打个电话，长话么就写封信，也很方便啊。”

　　因为很早就开始做专业作家，王安忆的生活很早就养成了自己的规律：上午写作，从来不开夜车。下午要么再写一会儿，要么就看看书，或者会客什么的。晚上就是看看电视，什么都看，但比较喜欢谈话类、纪实类的节目。

　　对于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她笑了笑说，你非要一个确定的答案，这是逼我说空话啊。写作当然要表达某种正义，但我写作首先因为这是我的职业，我喜欢也能胜任并且有一定回报。

　　她把写作形容为“工匠的活儿”，但是“工匠的要求是很高很高的”。在她看来，—个工匠首先要掌握技能，但现在人们把写作技能已经削弱到很低了，写的东西越来越多，但码字和艺术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

　　“不久前我去开了个会，题目就叫‘当下生活和写作’，我是觉得我们现在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写作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完全是闭门造车，尤其是低龄写作，写作者没什么生活经验，对社会也不了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写作往往会过分陷到现实里面去，家长里短、鸡毛蒜皮，有些竟然还很畅销。现实里面有什么就写什么，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呢?写作就是要创造一个从现实社会独立出来的世界。”她说。

　　对一些文学批评常常喜欢用现实来验证小说里的事情，她也颇不同意。她说，小说有自己的验证标准，但这个标准不是现实。应该尊重小说虚构的权利。

　　针对有人批评她“沉溺于纸上营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上海，对实实在在的亮丽景观真上海不感兴趣”，她笑笑说，人们现在还是喜欢把小说和现实贴在一起，譬如把张爱玲的小说当旅游指南一样，其实张爱玲的小说舞台感很强。“每一个作家都是很主观的，你们千万不要把作家的东西搬到现实中来”。

　　文学是没有神童的

　　网上有人说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政治被有意淡化成时事背景，人物的私人生活占据主要地位”。对此，王安忆说，她并不是为了逃避，而是每个人在自己的局部看出来的历史都不一样，“我们是一个小人物，我们是从局部来看，历史究竟是什么样，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历史并不是一个大事件，而正是由这些小人物和小事情慢慢演变成的。”

　　有一次她和莫言在上海大学做讲演，有个人提问说：“中国文坛前10年以你们为核心，后10年也以你们为核心……”后来有记者报道说他们被问得“很闷”。“我觉得被别人问到这样的问题绝对不会很闷，是很高兴啦，说明你到现在还没有被别人所取代。”王安忆有些得意地说。

　　但是她紧接着说，尽管她同意莫言所说的，10年前是王蒙他们担纲，10年后将有80年代生人的作家崛起，但用10年来划分文学太短了，“50年的人都是一代人。马上期望跳出来一个年轻的人，这种期望太苛刻了。对文学来说，太年轻还不行，文学是没有神童的，因为你阅历放在那儿，经验和写作的技巧也都是随着年龄增长的。”

　　她举诺贝尔文学奖的例子说，这个奖首先要求被提名者有一定的年龄，要求有“持续的多年的写作”，不能是偶然冒出来一篇，要职业化的持续地写作。“去年的诺贝尔奖得主，评委们说又把奖给了一个年轻人，58岁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文学不是青春饭，这种年轻化的倾向不是很好的。”

　　在当代作家中，王安忆从不掩饰对莫言的推崇。她说，莫言是有才华的。一般作家都是凭勤奋，但莫言的问题是怎么控制他的才华，“他的意境很特别，非常辉煌，他的东西学不来的”。

　　王安忆提到对当前文化市场的一个担忧：为了迎合消费还比较盲目的年轻人，现在市场越来越“媚小”。她举例说，一个国家经济不好的话，衣服都是卖给年轻人的，只有在一个经济稳定的地方，你才能看到各个年龄层的人都能方便地买到合适的服装。

　　对于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王安忆说就她的了解，诺贝尔奖评奖标准除了欧洲中心化、拉丁语写作为中心倾向外，还比较注重诸如反叛性等政治化的因素，所以中国的作家不必去迎合这个标准。

　　因为没有学历，尽管她一直说到大学工作是她最大的愿望，但过去一直“想都不敢想”。几年前，在复旦大学方面的努力下，她开始在复旦讲学了。

　　“我在那边觉得蛮开心的，我喜欢这样的学术的气氛。我去了已经三年了，我也蛮积极地听课。下学期打算听中国文学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弥补。教课以前是教现当代文学，现在又批下来一个写作课程硕士点。有的时候看到你的学生接受你的想法，那很开心。”她说。

　　很久以前，王安忆曾给北京坐在轮椅上的作家史铁生织过一件毛衣。那时候到他家去，史铁生还没结婚，和老父亲两个人一起生活，烧的是炉子，里面很冷。看到他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回上海后就给他织了一件比较厚的，托人带给他。现在，她跟史铁生的联系还很多，布置学生读书的时候也经常推荐史铁生的作品。

　　“我的创作首先要使我自己满意”

　　上海一直是海派文化的中心，但很多人觉得相比于北京在文化上的建树，现在上海的文化高地“不那么高”了。对此，王安忆认为一个城市的文化不仅在于出几个大师，出几部作品，更在于环境，在于对文化的尊重。

　　“我倒是觉得上海这点做得蛮好，有良好的文学批评的风气。这几年经常有外地的人到上海来开评论会，在其他地方可能也就是大家发发红包，吃吃饭，说说好话：但在上海就不同，上海比较做事情。”她说。

　　她同时也认为，上海的城市底蕴里现在经济的成分过重了一些，“经济很发达，管理很科学，但在浪漫主义这一块比较弱。”

　　在王安忆看来，《长恨歌》成为畅销书，和上海话题的流行也分不开。《长恨歌》就快成上海读本了。

　　“我自己不是一个那么受大众热捧的作家。我不是为了卖书才写书，我的创作首先要使我自己满意，自己对自己要求很高。我写了那么多年，别人对我的批评我可以无视，说好说不好我都不会特别在意，但我特别在意自己。有的时候一天写下来都不满意，那这一天很痛苦。”

　　也有人把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跟今天的白领女性相比，王安忆认为这其中其实并没有多少可比性。“王琦瑶是一个主妇，她的理想是好好地做一个主妇，今天的白领在经济上都比较独立，她们可以不要男人生活，而王琦瑶可怜就可怜在她总是需要一个男人，她们的社会地位不一样。”

　　之所以有人从王琦瑶联想到现在的白领丽人，大概是王琦瑶身上被很多白领仿效的所谓的小资情调。王安忆说，现在大家都有一种假想的上海女性的样子，其实千万不要相信她写的王琦瑶就代表旧上海的女子，甚至那个时候的上海女子也不是张曼玉演绎的电影《花样年华》中的旗袍风情，这只不过是大家合伙一起来制造的一个上海神话罢了。

　　上海女人、上海男人及张爱玲

　　“我觉得‘小资’这两个字很奇怪，怎么会变成一个褒义词?长久以来它都是一个贬义词。从无产阶级这方面来看肯定是贬义词，从另一方面来讲，从贵族阶级的角度看，它又是很粗糙的，是很没有格调的。”王安忆说。

　　她对记者举例说，像卡尔维诺在日记里形容纽约的女性没有什么格调，用的就是“小资”这个词。同样，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小资”，作家在描写的时候就充满讥诮，充满同情，这样的人贵族是看不起的。

　　“小资的流行，可能是我们长期无产阶级化之后的一个反弹，也和现代化下对物质的更加迷恋有关。”王安忆说。

　　在现在一些青春作品中，比较酷的主人公总是熟悉各种各样的品牌，如果不高兴的话，总是跑到咖啡馆里面去发愁。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有些人看《长恨歌》最感兴趣的是王琦瑶的生活方式：选上海小姐，被大人物金屋藏娇，私生子……但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怎么感兴趣了。

　　“我发现很奇怪，有些人就喜欢这部作品的前半段，前半段其实是我写得最差的一段。”王安忆说。

　　她坦陈，其实第一段她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完全是书本上看到一点东西，别人告诉她一些历史，是完全虚构的东西，可是这个虚构的东西满足了大家的某种愿望或者想象。

　　我们很认真地问王安忆：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吗?“我不是。”她说，“我们家是典型的南下干部，我根本不是上海女人。是在上海长大的，但我不典型。”

　　那在你心目中一个典型的上海女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问。她回答说，很多外地人容易对上海女人有一个模式化的印象，但其实上海各个层次的女人都不一样，很难概括。总的来说，她觉得上海女孩子比较会生活，在各种境遇下都能把自己收拾得挺摩登。

　　“相对来讲，上海女孩子可能风度好一点，自我感觉更好一点。上海女孩子在‘文化大革命’时穿那种蓝布衣服的时候，也都很有自我意识，很自信，就是有一种气质，总是能把自己打扮得很得当。”

　　上海女孩子在更有气质的同时，会不会也比其他地方的女孩子更物质一点?王安忆说，会，但这一切都很自然。她们从摩登的街市回到家里面，又是柴米生涯，也会很自然地坐在板凳上剥毛豆。

　　“上海的女孩子其实也可能蛮泼辣的，你别看她外表那么娇柔，其实她吃起苦来一点都不比别人差。”

　　王安忆对上海男人的评价也颇高。“我觉得上海男人很不错的，他倒不是说形象剽悍，但比外地男人更体贴女人，很多事情能帮你分担，很怜惜你。虽然可能他拿着菜篮买菜不太美观，但是他很实际，做女人嫁到这样的人是很享福的啦。”

　　很多人喜欢把王安忆和张爱玲进行比较。在我们采访的时候，王安忆的书桌上还摆了一份张爱玲去世10周年座谈会的邀请信。王安忆能够理解别人这么比较她们，她们都写上海，笔法都是写实的，并且她的《长恨歌》写出来的时候正好张爱玲去世，但是，她们两个其实很不一样。

　　“对人生，对世界，我是热眼看，她是冷眼看。”王安忆说。

　　(摘自《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