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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王鸿谅

　　1月16日，熊倪过完自己32岁生日的第10天，被正式任命为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年龄是描述熊倪仕途的一种标尺——2004年从益阳挂职锻炼回来，出任湖南省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熊倪不满30岁，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2007年新职务的级别同样是副厅级，但“从二级单位升到一级单位”。

　　1996年夺得奥运会男子跳板金牌的熊倪，在接下来1997年的八运会之后，选择了退役下海，却在这一年获得了他在湖南体育系统的第一个行政职务，体工大队副大队长，副处级。在退役与复出的艰难抉择之后，熊倪重返赛场，备战3年，其间被提升为正处级的调研员。他也不负众望，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蝉联跳板冠军，并和队友肖海亮一起，摘得另一枚男子双人跳板金牌。2001年的九运会，熊倪夺冠后再次退役，2002年到益阳开发区挂职锻炼，职务是益阳开发区工委副书记和管委会副主任。与他同行的是前羽毛球世界冠军唐九红，此举被称为“开了中国奥运冠军基层挂职的先河”。从这一年开始，对熊倪仕途的考评才算真正地从“奥运金牌”转向了“执政能力”。

　　退役与复出

　　1996年的亚特兰大，第三次征战奥运会的熊倪终于圆了自己的奥运金牌梦。14岁初征奥运赛场就斩获银牌，这条夺冠路，实在走得过于曲折。1月19日，面对记者再回忆往事，已经是体育局副局长的熊倪轻描淡写就带过了。从9岁进入跳水专业队到27岁正式退役，他走过18年运动生涯。

　　1997年参加完上海的八运会为湖南队夺得金牌后，熊倪选择了退役，做起了“很时髦的事情”，和朋友一起开公司做“熊倪服饰”，他不用出资，还有高职位和高年薪。脱离了半军事化的国家队训练环境，“不用早上6点起来训练，不用晚上22点睡觉，想玩儿多晚就玩儿多晚”，生活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不过熊倪并没能“疯玩”太长时间，1997到1998年中国跳水队陷入整体低迷，成为将他重新拉回赛场的力量之一——那年中国队连丢4个奥运会项目金牌，队员能输给俄罗斯的萨乌丁五六十分，中国跳水队从70年代辉煌起步以后，还从来没有这么狼狈过。

　　熊倪复出，时任湖南省体育局局长的傅国良可谓是最用心良苦的推动者。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傅国良几次去到熊倪的公司，希望他能重返赛场备战2000年悉尼奥运会。傅国良1997年底任命熊倪为湖南体工大队副大队长，在傅国良看来，熊倪的复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因为你是熊倪”。

　　在商界打拼了一段之后，熊倪自己也觉得“不是做生意的料”，“熊倪服饰”也没能如设想般成功。1998年3月，经傅国良努力，新一轮国家集训队名单上熊倪的名字赫然登在了第1位。复出后的艰辛，只有熊倪自己最清楚，“两年没碰跳板，长了十几斤肉，身上没有肌肉，就剩3块肥油了”。回来后，队里给了他一些宽松政策，按照助理教练的待遇。一、三、五早上出操，二、四、六不用出操，“但还是觉得压抑，不出操的日子，教练敲隔壁队员的门，一听那声音就紧张”。

　　通过训练重新找回状态的熊倪，在准备出征1999年世界杯时候，碰到了新麻烦。临赛前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自己提出放弃这次比赛中的单人项目，改为参加双人项目，这意味着否定了男子一、二号主力的地位，而且当时双人项目并未进入奥运会。熊倪说他流着眼泪跟领导谈了两个小时，“我复出不是为了我个人，我一切都有了，最高的奥运会的冠军我都拿到了。我花了这么大的心血恢复训练，临出发前告诉我不让参加了，我很难接受这样的决定……”只是这些努力都没用。第二天，熊倪就买机票回了长沙，这也是他记忆中“运动生涯中最低迷、最沮丧的时候”，因为“不是在竞技场上败下阵来的”。

　　转机出现在世界杯上，中国队取得了11枚金牌中的10枚，唯独男子3米板全军覆没，而且那次比赛萨乌丁还没有参加。赛后中国游泳中心领导一行人亲自到湖南做熊倪工作，1月6日他的25岁生日，大队领导、全队教练和他家人在一起。熊倪对于这次的转机感叹良多，“如果那一次这个项目上中国队也拿到了金牌，很可能就再也不需要我参加比赛了”。

　　3月14日，熊倪终于再次下决心重返国家队。

　　奥运金牌的分量

　　2000年悉尼是熊倪最风光的一届奥运。开赛以来的3场跳水比赛，女子3米板双人、男子10米台双人和女子10米台单人，中国跳水队接连失利，而熊倪参加的男子3米板单人项目由于萨乌丁等顶尖选手的存在，被认为是当时中国队最弱的项目。那场比赛过程充满悬念，预赛中排第1位的熊倪在决赛中从第二跳开始，落后萨乌丁31分，尽管熊倪在随后几跳中逐步缩小这种差距，夺冠希望看起来还是很渺茫。最后一跳萨乌丁出现失误，最后一个出场的熊倪凭借稳定的表现，以0.03分的历史上最小优势夺取了金牌。后来美联社这样描写他的夺冠:“当熊倪完成最后一跳浮出水面时，他挥舞着右拳，一扫中国跳水队前3个项目无金的窘境，熊倪也成为历史上第2个连续4届参加奥运会都获得奖牌的跳水运动员，奥运会所有颜色的奖牌他都拿全了。”

　　4届奥运的起伏和波折，对于冠军与非冠军的差别，熊倪现在也能看得非常通透，“成王败寇”，“拿了金牌，什么都好，丢了冠军，总能被人挑出不是来”。做运动员谁不想拿冠军？竞技体育的残酷恰恰在于，任何项目，冠军只有一个。回到熊倪的第1块奥运金牌，1996年3米板项目最被看好的人并不是他，而是余卓成，一位曾经14次赢得世界冠军、奖牌中独缺一枚奥运会金牌的选手。结果余卓成只能拿着银牌遗憾离开，当2004年熊倪结束挂职成为湖南省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时候，余卓成只是广东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从运动员到管理者

　　2001年的广州九运会之后，熊倪正式退役。第二年被派到益阳开发区挂职锻炼，此时的益阳开发区，在大手笔的硬件设施建设之后，正寄希望于“体育产业”牌，拉动地方经济。按开奥运冠军挂职先河的决策者傅国良的说法是，“湖南体育近年屡创辉煌，但辉煌的背后潜伏着危机，那就是复合型体育人才匮乏”，“在成长过程中，唐九红与熊倪表现出了很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在熊倪看来，他通过这次的挂职，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型，从台前到幕后，落差当然是有的，做运动员的时候是“众星捧月，所有人为一个人服务”，做行政工作，是自己要去帮所有人解决问题。熊倪当然知道自己作为奥运冠军的明星效应，但他也越来越清楚，所谓的明星效应只是“无形资产”，别人愿意买账，才能成为“有形”，否则还是什么都不是。在开发区招商引资的项目中，熊倪和唐九红的明星效应的确发挥了作用。比如“八一女排”主场落户益阳，就是熊倪动用自己和队长崔咏梅的关系，在最后关头从江苏“抢来的”。当然，益阳方面为这次合作出动了以市委书记为首的最高规格的接待和谈判团队，也是项目得以谈成的重要因素。这个项目的成功，给了熊倪很多信心，“自己还是能干些事情的”。也是在这个项目中，熊倪意识到了身份转换的重要性，“一方面，从运动员的角度，跟崔咏梅是朋友;一方面，从挂职官员的角度，要代表开发区的利益”。所以在双方谈判的过程中，崔咏梅指定熟悉体育项目背后规则的熊倪不能参加，而益阳方面，又希望熊倪能帮助他们以最合理的价钱谈成合作。最后的合作还是让双方满意的，当熊倪结束挂职离开之后，2006年赛季，“八一女排”依旧选择在益阳继续留驻。

　　“他们用实际行动向益阳人民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今年3月唐九红与熊倪从益阳返回长沙时，益阳市市委书记蒋作斌这样评价。他认为两位冠军这两年完成了从单一的体育专业人才向社会复合型人才的转变。在身边的朋友看来，从益阳回来后，担任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熊倪，开始真正“有了官威”。

　　得知自己要出任体育职业学院院长的时候，熊倪一开始是抵触的，“体育学院是个负债的穷单位，而且自己也信心不足”。还是傅国良的思想工作，让他打消了顾虑。把熊倪放到这个负债600多万元的学院做院长，也是傅国良的用心良苦，“做‘一把手’才能真正锻炼人”。以管理者的身份到学院，熊倪说自己感触最深的，一是看着这些小运动员的辛苦，真不知道自己这18年是怎么过来的;第二就是对于举国体制之下，运动员的成长有了更多的感悟——“现在这种介于业余和职业之间的专业队，在队员们退役之后，并不能成为个人谋生的方式，所以运动员一定要注重学习。”说起来简单的道理往往都是“当局者迷”，熊倪以自己为例，小时候老运动员也这么劝诫他，他总觉得无所谓，以后有得是时间，后来才知道“等有时间了，却很难学进去了”。

　　熊倪总结自己作为院长的优势，就是“因为自己都曾经经历过”，所以“太懂得运动员的心理了”。比较起来，现在的孩子“太注重眼前的利益了，出了成绩之后，马上就会跟领导讨价还价，作为继续训练的条件”。作为院长的熊倪希望能真正做到自己设想中的“体教结合”，但他面临的首要任务，还是全运会的金牌指标，这是历任院长最重要的政绩，也是省里一定会下达的硬指标。第十届全运会，体育学院一举拿到10枚金牌，创造了建院以来的最好成绩，傅国良戏言，自己担任院长6年的最好成绩也只是7块金牌而已。刚刚结束的多哈亚运会上，湖南省获得的11枚金牌中，体育学院出去的选手就占到了4块。在2007年升任体育局副局长的时候，这些金牌都足以成为熊倪执政能力的最佳明证。

　　在两年的院长生涯中，熊倪说自己扮演的最重要角色，就是去“化缘、哭穷”，在有限的竞技体育资金里，争取到尽可能多的份额。而傅国良在这个过程中一直充当熊倪仕途的护航者，骂归骂，能帮的一定会帮。名人效应在熊倪的院长任期中依旧发挥了作用，财政厅在熊倪离任前，拨了一笔1000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给学院修建图书馆，在体育学院历史上，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奇迹。

　　升任体育局副局长的熊倪还将在自己的仕途中创造怎样的奇迹，不仅是他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湖南竞技体育系统颇为关注的问题，刚刚退任的局长傅国良依旧坚信，当初为熊倪搭建的从政路径，是最正确的选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