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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仲典
从共和国建立到“文革”前的17年中，江青一共经历过两次“匿名信”事件。其中又以第二次“匿名信”事件惊动最大，因为是在中央领导人全部汇集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期间发生的。这个事件惊动了除毛泽东之外的所有中央领导人。而且其中的周折及内幕，有颇多令人回味之处。
“匿名信”江青看了一眼当即昏了过去
1959年3月24日中午，坐落于上海市茂名南路锦江饭店对面的“法国俱乐部”，迎来了一位神秘的客人。此人就是有着“第一夫人”身份的江青，她刚从北京飞抵上海。
江青此行的目的，是以毛泽东生活秘书的身份，检查并指导上海方面为毛泽东起居的准备情况。中共中央决定3月下旬在上海召开党的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将亲自赴会主持。
3月25日上午，在柯庆施安排下，由兼有柯庆施政治秘书及市委宣传部部长双重身份的张春桥陪同江青，带着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等人，检查了锦江饭店八届七中全会的各个会场，江青表示满意。下午，由上海市委交际处一名副处长陪同江青逛街及游览。先在著名的“永安公司”购物后，又去城隍庙及龙华寺游览。
3月26日中午时分，江青闲来无事，让饭店服务员寻来一把二胡，在房间里自娱自乐。
正拉得高兴，饭店办公室主任郝德光敲门而进，给她送来一封“亲启信”。江青愣了一下，心想，什么人会把信给她送到这里来？心中不免疑惑。待郝离去，江青拆开信，仅看了一眼，顿时脸色大变，再看下去，竟是血涌脑门，一下子昏倒在沙发上。原来，这是一封揭她老底的“匿名信”。
江青的昏倒，吓坏了随行人员及饭店一大帮人。众人七手八脚忙了一阵，江青才苏醒过来。不过，那时的江青倒还没有“文革”时的专横及整人的歇斯底里。她让自己沉下气来，对人闭口不谈。
傍晚，有着政治局候补委员身份的康生飞抵上海，住进锦江饭店。康生此时已是江青极为亲近和赏识的“密友”类人物，两人关系很不寻常。江青将信交康生一阅并讨教。康生匆匆看过一眼，一拍桌子，连声说：“这是一起特大政治案件啊！让罗瑞卿搞个专案组！”
不过，以当时康生和江青的身份地位，似乎还直接指挥不动公安部长罗瑞卿。
周恩来限公安部长10天内破案
3月29日晚，周恩来总理飞抵上海，为即将开幕的八届七中全会作最后准备。江青和康生先后向周恩来谈了“匿名信”的事。他们知道，只有周总理才能指挥得动罗瑞卿和上海市委。
周恩来听完情况介绍，浓眉紧锁。不过，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在检查完八届七中全会准备情况后，当晚10时，周恩来将公安部长罗瑞卿召来自己的房间，对其做出紧急指示。他要罗瑞卿迅速组织精兵强将，并限定10天内侦破此案。
看着公安部长眼里闪过一丝犹豫，周恩来语气严肃地解释说：“为什么迅速调查侦破呢？这并不仅仅因为收信人是江青同志。”
周恩来目光锐利地盯着公安部长，进一步说：“我们要考虑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中央这次在上海开会，是高度保密的，所有与会人员的行踪、住处等相关情况也是要严格保密的。江青同志虽然不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代表，可是她的特殊身份，以及所担任的职务，具有与参加中央全会代表同等的保密性质。”
说到这里，周恩来沉思片刻，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罗瑞卿发问：“按理说，江青同志的住处是严格保密的。可是，怎么会有这样一封信件，准确无误地送到她的手里呢？这是一个疑点，也是问题的关键。”
周恩来浓眉一扬，加重语气说：“这个疑点，关系到我们的保密工作环节，甚至关系到这次中央全会，乃至主席的安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这封信件的来龙去脉进行彻底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公安部刑侦专家急赴上海
当晚，罗瑞卿与留守北京的公安部领导做出安排，抽调侦破专家急赴上海。同时做出紧急安排，加强了八届七中全会会场等场所的安全警卫。第二天，公安部著名刑侦专家宋添福率两位破案高手飞抵上海。
由于事发地在上海，周恩来也将情况通知了柯庆施，要他在上海抽调人员协助破案。柯庆施深知责任重大，他立即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亲自挂帅，选派了近20名上海公安系统各方面刑侦高手参加专案组。
侦破工作全面展开后，专案组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是，江青死活不肯交出那封“匿名信”，只给了专案组一个信封。没辙，侦破人员只好从信封及送信、收信渠道查起。专案组20多个刑侦高手查了两天，毫无进展。正在专案组陷入困境时，第二封“匿名信”又从北京寄到江青手中。
毛泽东抵沪当天“匿名信”再袭江青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定于1959年4月2日开幕。4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从北京飞抵上海，江青随同一批已抵沪的中央领导前往机场迎接。江青刚刚离开“法国俱乐部”，当天送往锦江饭店的第二封邮件送来了。其中有一封写有：“饭店负责同志收”(与第一封“匿名信”的外信封一样)。这封信当即引起了上海市委警卫处派驻饭店人员的警惕，相关人员又按信封落款地址，往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打电话，回答说没有向上海发过信件，也不知道上海有这样一家内部饭店。
该信转到专案组手中，拆开一看，内装一封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写有“江青同志收”的信。所用信封一样，其字迹也一样，估计信中内容和第一封也相同。但宋添福等专案人员包括上海市委负责人不敢私拆，只好再转江青处。结果证实，果然是与第一封信内容大致相同。既然信是从北京发来的，又有了新的线索，就必定“柳暗花明”，专案组于是兵分两路，立即派10人赴北京展开调查。
在公安部和北京市公安局以及相关部门配合下，北京的侦查很快取得进展。公安部先后锁定两名嫌疑人，然而最终的结果却叫专案组大失所望。两名嫌疑人中，前者经鉴定，笔迹不符，后者却被在上海的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否定，通知立即停止对此人的侦查。原来这人是中共高层仅有少数人知道的秘密党员，上世纪30年代初就从事秘密工作，连周恩来都知道。至此，线索再度中断，案件侦查又陷入困境中。
周恩来出面让江青交出“匿名信”原件
周恩来规定的10天期限很快就到了，罗瑞卿在黄赤波陪同下，来到专案组，既是对大家日夜加班紧张侦破的慰问，也带有“督战”的意思。
压力之下，黄赤波亲自主持，再次召开案情分析会。会上，有侦查员再次提到是否能了解“匿名信”内容，以获取破案线索。黄赤波做不了主，分别向柯庆施和罗瑞卿汇报，请求支持。
柯庆施与罗瑞卿在中央全会会议的间隙碰头，商议办法。事情肯定会涉及江青一些见不得人的隐私，不过，事关破案大局，两人都觉得有必要找江青了解。但当真正要出面找江青要信时，精明老练的柯庆施却不肯出头了，他让罗瑞卿单独找江青谈。
罗瑞卿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去找江青说。果然，江青一听就不高兴了。不过，她没有当场发作，只说考虑一下。第二天，她不客气地打电话给罗瑞卿，一口回绝。
八届七中全会继续进行着，毛泽东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大讲特讲海瑞的故事，鼓励党的高级干部学海瑞精神。会议预定于4月9日闭幕，眼看会议结束前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交代，罗瑞卿急得不得了，只好去向周恩来求助。
周恩来思索一阵，答应亲自找江青做工作。当晚，他就去找江青要信。江青虽不情愿，但毕竟周恩来身份地位不同。从延安时代起，江青对周恩来就有一种敬畏之心，况且周恩来在处理这些事情上，也很有一套自己的办法。江青迟疑了好一阵，最终还是交出了两封“匿名信”。周恩来将信交给罗瑞卿时，一再告诫，转告专案组，要高度保密。
这对专案组上下都是一个鼓舞。两封信果然一模一样，都是用当时还不十分普及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全是以尖刻嘲讽的语气揭露江青30年代在上海的生活旧闻轶事，内容之详细，令人吃惊。信中甚至列举了当年与江青交往的数名男子的姓名、职业、住址等情况，还具体到描述了江青当时的种种媚态丑姿。
专案组调来相关语言专家及痕迹专家对“匿名信”作全面分析，以排查嫌疑人。语言专家主要根据信的内容和遣词造句的方式，以及行文习惯等，分析出写信者所具备的各项特征。痕迹专家则根据字体痕迹分析出“匿名信”是用一台已使用了10年以上的“宝石牌”打字机打出来的，而且打字者非专业打字员。专家们的分析，为侦破指明了大致方向。
4月9日，八届七中全会闭幕。周恩来又找罗瑞卿过问案情进展。而当初规定的10天破案期限已到，罗瑞卿无言以对，只好向总理请求再宽限破案时间。周恩来最后同意再宽限半个月。若还破不了案，惟罗瑞卿是问。
“主要嫌疑对象”突然身亡
罗瑞卿不得已再召集专案组负责人施加压力。据调查，全上海市共有“宝石牌”打字机81台，分布于10个区的81个单位。专案组人员，不辞辛劳，走遍拥有“宝石牌”打字机的81个单位，取回每台机子的字样和数十个常用铅字，逐一鉴定分析。为配合侦破，又专门从上海字模厂请来一位姓孙的高级技师，协助痕迹专家作技术鉴定。
经数十名专案组刑侦人员近20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终于初步锁定了一名“嫌疑人”，疑点集中到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资料室工作的汤某身上。此人21岁时考入上海美专，毕业后在“电通影业公司”任舞美、道具等。专案组于4月12日派数名侦查员赴海燕厂秘密调查，带回来的情况更令人振奋。原来，江青当初也在这家电影公司呆过，两人不但熟识，且关系尚好。这种关系还一直保持到新中国成立后，两年前的1957年，江青来上海，还专请汤某到“法国俱乐部”吃过一次饭。尤其使侦查员感兴趣的是，汤某档案记载，她的一个已自杀的表姐之丈夫，就是“匿名信”中提到与江青有染的男子之一，其表姐即为此自杀。而且，汤某曾患精神病，平时高兴时，爱讲些当年与江青有关的轶事。此外，令专案组感兴趣的是，汤某办公室也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这些情况综合起来，汤某嫌疑极大。
然而，正当专案组报请上级，准备对汤某实行拘捕审查时，却突生变故。4月13日此人精神病复发，砸坏了室内的办公用具(包括那台“宝石牌”打字机)，已入精神病院。专案组有人怀疑其是在装病做戏，遂秘密入院在医学专家配合下，对汤某实施特殊的催眠状态下的审问。结果并无实质性进展，但也未排除其嫌疑。正当专案组打算与她正面接触时，汤某却在逃离医院途中突遭车祸身亡。
这种变故，其经过简直就是一部惊险小说的情节。专案组获悉汤某死亡，既怀疑汤某是畏罪自杀，也不排除另有人“杀人灭口”。至此，整个案件呈现一种少见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甚至有人怀疑有更大的政治背景。专案组当即与上海市公安局交警部门专家，联合展开一系列调查，追查死因及车祸背景。不过，最终结论显示，车祸乃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无背景。
查找“宝石牌”打字机
“嫌疑人”身死，但证据还在。专案组将汤某资料室那台“宝石牌”打字机的全部铅字搬回专案组，请痕迹专家及上海字模厂孙技师再作鉴定。不过，鉴定结果却令专案组全体成员沮丧不已，“匿名信”不是这台打字机打出来的！
至此，汤某作为“嫌疑人”被彻底排除，整个线索再度中断。
不过，案子仍得加大力度侦查，周总理第二次定的半个月破案时限已过了5天。
以宋添福等几个公安部专家为首的专案组压力极大，几位负责人几乎彻夜不眠，寻找新的破案方向。
专案组负责人商议后，不得已重新调整思路，决定从“匿名信”所用信纸查起。信纸是一种比较特殊的25行信笺纸。北京首先被排除，因为全北京都没有这种信纸。上海方面正在继续查找，一时还无结果。
4月16日深夜，宋添福独自在专案组办公室苦苦思索，毫无睡意。半个月来，他都是深夜未寝，有时甚至彻夜不眠。对于他这位深受罗瑞卿等公安部领导器重的刑侦专家，还没有哪一次在领受任务后，经受过如此的压力。这件案子的重要性自不待言，牵涉到主席夫人，又是周总理时时过问、公安部长亲自抓的“通天大案”。然而半个月了，至今破案指向仍不明确，让他这个专案组长在公安部长面前简直无地自容。
已是深夜零点，宋添福毫无睡意，将那两张信纸反反复复仔细打量着。突然，他眼睛一亮，发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在其中一张信纸上方的切口处，有一条约2厘米长、比头发还细的草绿色细丝。这是印刷厂装订信笺时，所用胶水干燥后形成的，留在了这张信笺上。前几次只注意了信笺的规格、样式和纸质，将这个重要细节给忽略了。
宋添福大为兴奋，他感兴趣的不是胶水细丝本身，而是那极少见的草绿色。印象中，似乎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颜色的胶水。这晚，黄赤波也为专案进展不顺睡不着觉，深夜来专案组办公室走走。宋添福将此新线索的发现一讲，黄赤波也很高兴。第二天，即对上海市所有印刷厂展开调查，重点是使用这种绿色胶水的信纸。很快，全上海不管国营、集体的印刷厂都查遍了，毫无收获。随即，调查转到了上海驻军头上。
侦查方向转向驻沪三军
当时，驻沪陆、海、空三军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印刷厂。而据相关行家介绍，似乎只有部队印刷厂可能使用过这种草绿色的胶水。
要将侦查范围转向驻沪三军，这不是上海市公安局长可以决定的事。黄赤波即找柯庆施请示，柯庆施这次很爽快，当即拍板。毕竟他身兼着南京军区和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的职务。在柯庆施安排下，专案组人员得以进入海、陆、空三军基地全面调查。
调查不久便取得突破性进展，其中一组侦查员，在东海舰队某基地库房内，查到这种特殊胶水的信纸。而顺着这个线索查下去，使用这种信纸的单位更叫黄亦波和宋添福等人吃惊，是海军司令部设在东海舰队的一个绝密情报部门(对外代号为“1287办公室”)。
又是由柯庆施出面安排，4月19日，黄亦波与宋添福亲自带人来到东海舰队司令部，与司令部保卫部门及“1287办公室”负责人见面并协商，就关于在该部门展开秘密侦查做出安排。专案组人员对“1287办公室”全体人员档案逐一研究查阅后，将目标锁定在海军中尉金柏麟身上。
金柏麟时任“1287办公室”第13小组副组长，还是党支部委员，是这个海军情报部门的核心骨干之一。他办公室正有一台“宝石牌”打字机。经专案组人员秘密鉴定，两封“匿名信”均出自这台打字机。此外，“匿名信”信纸的化学物质对比鉴定，也与该办公室信纸完全相同。况且，金曾于3月27日至31日奉派到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出差。由此，第二封“匿名信”所使用的信封也有了出处。一切证据显示，“匿名信”确系金柏麟所为。
海军中尉金柏麟其人其事
金柏麟于4月12日被捕。当时以为此案案情重大，背景复杂，审讯会有相当难度。出乎审讯人员意料的是，没费多大劲，这位前景看好的海军中尉便爽快承认了事实。原来，28岁的金柏麟是烈士遗孤，父母均系地下党员，6岁时，其父母被叛徒出卖遇害，金由其姨妈史文慧收养。史文慧是上海小有名气的评弹演员，系当年上海文艺界活跃分子之一。其实，这位评弹艺人还有着另外一种身份，她的秘密身份是为周恩来直接掌握领导的中央特科做情报工作(1924年入党)，交往中结识了当时的电影明星蓝萍(江青艺名)。但其时，史文慧并不知道江青的地下党身份，因看不惯江青作风派头，主动断了与其的关系。
金柏麟父母牺牲后，史文慧同党中央断了联系。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找到长期与史文慧一起居于苏州的金柏麟，将他们安排至上海。1953年金柏麟参军，在海军服役。此时，史文慧才偶然从熟人那里知道江青已成中国的“第一夫人”，她目瞪口呆之余，很想不通其间名堂，有时不免与家人说点江青的过去。金也由此对江青产生极大反感。
3月25日当天，金柏麟去上海市区办事。在南京路上，正好碰见从“永安公司”购物出来的江青一行。那天下午，虽从未与江青见过面，金柏麟还是一眼认出了她。基于对江青的反感，金柏麟顿时产生写匿名信羞辱这个女人一番的念头。于是他开始跟踪江青一行，从南京路跟踪到城隍庙、龙华寺，一直到了江青下榻的“法国俱乐部”。
当天，他便寄出了第一封“匿名信”。几天后，正好派他去北京船舶机械附件厂查数据，他利用出差北京之机，又发出了第二封信。
金柏麟案件若在“文革”中，江青大权在握时，足以杀头，而且株连一大片。但当时，江青之淫威尚不足以控制军内外。结果，此案虽是公安部直接抓的大案，却既不由公安部处理，也不由案发地的上海处理，而是交部队军事法庭审理。罪名及判决也大出人意外：泄密罪，3年刑期。据言，此为一些军方高级将领干预的结果：金系烈士遗孤，须从轻发落。“文革”中，当年颇带侠义心肠的金柏麟侥幸躲过江青可能的报复，逃过一死。
(摘自《文史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