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距离杨丽娟父亲在香港跳海自杀两个月。两个月不能算长，但杨丽娟已经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因为太多的人把这当作是一个娱乐事件。也许人们不愿再谈及她，甚至有不少人在唾弃她，因为杨丽娟身上多少有点我们自己的“丑陋”影子。这时，我们再来看杨丽娟，其实也是关照我们自己。
5月17日，在兰州，面对记者，曾因疯狂追逐刘德华而轰动全国的杨丽娟很是忐忑。现在她希望逐步改变现状，她说，虽然还没从丧父之痛中摆脱出来，还不知该如何面对生活，但生活始终要靠自己应对：“只能一点点来，但我不知能否承受得住那些刺激。”她说，外界的一切，哪怕一个怪异的眼神都让她感觉如芒刺在背。
现状：爸爸走了，只能靠自己
不理智、对人缺乏耐心、缺乏礼貌……从杨丽娟一出现在媒体视野中，类似评价就没中断。连她自己都很清楚地说：“那些记者往往是一边写我，一边就要写如何正常追星，又是专家的说法又是评论---他们如何看我，我很清楚。”但这次，她让记者很意外。
“对不起，你等一下，屋里太乱了。”5月16日，当记者敲开杨丽娟和母亲在兰州栖身的招待所房门时，杨丽娟略略有些意外，她说已经很久没有记者来过问了，随后就让记者等在门外，自己忙活着收拾屋子：其实房间里除了两张床和一个放电视的桌子以及一个放衣服的大纸箱外，只有几盆水---其中有两盆是洗东西剩下的，她觉得放在屋里接待客人不太妥当，于是急急地搬到公共盥洗区倒掉。而她母亲则坐在铺床边，静静地看她忙前忙后。“妈妈身体比以前更差了，这些事当然该我来做，我年轻。”杨丽娟说。收拾好盆子，见房间中横着的细绳上还晾着帕子和衣服，她摸摸发现干了又赶紧收到了大纸箱内。沉默一下，她不好意思地说：“只有这个条件了。”
这个条件也来之不易。“一个月600元，是经理给的最低价了。”她妈妈小声说，从香港抱回杨父的骨灰时，母女离港后刚回兰州时只剩2000元左右，而现在他们身上仅剩下几百元了，“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过。”杨母说话时，对现状一筹莫展。“我也很脆弱，但是妈妈比我还脆弱，有时为点小事都会跟我大声争。”杨丽娟悄悄说，现在这个家就剩她和母亲了，以前很多事情都靠父亲，她们母女基本上不操心生活的事---连早饭都是父亲一早去买好的。但现在父亲走了，母亲又这样，她觉得很多事只有自己来做了。
“这一阵忙得很。”杨丽娟说，其实她并不像传言中说的那样现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而是经常要外出办事：爸爸抚恤的办理，跑手续、找爸爸的单位，都是自己来。另外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失去了经济来源的母女俩仅有母亲每月160元(以前是120元)的低保费，没有收入来源的她也要去申请办理低保……“有时候办个手续、开个证明要跑好几次。”但她说，再麻烦还是得自己去跑。
“我要素的吧。”第一天采访时，临到中午，记者打电话叫三份盒饭，杨丽娟马上说她只要素菜就可以，说是别让记者破费。盒饭送来时，她打开看到是小瓜和豆芽，连说：“不错，不错！”吃的时候也说了好几次“素菜也很香”。问她平时都吃什么，她说还要简单得多，“能吃就行了”。
未来：拿到抚恤金，首先还债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没有办法挽回，重要的是今后要活好，这样你爸爸泉下有知也会欣慰一点，放心一点。你今后打算怎么生活呢？”记者尽量平和地问她。
“未来？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好多记者都问过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说到以后的打算杨丽娟说，她现在害怕谈未来，甚至情绪低落地拒绝和记者再说下去，说想冷静一下再说。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好起来，我当然也想。”5月17日，在与记者交流了很久以后，杨丽娟显得比较放松。她说，目前最紧要的有两件事：一是把爸爸的抚恤领到。“手续办完了，现在就等着通知去领钱。应该有1.8万左右(按国家政策规定给予退休人员死亡后的一种抚恤，包括工资和丧葬费)。”目前生活已经陷入窘境的她们会怎样安排这笔钱呢？“首先还债。”她的回答让记者有些意外。她说：“维持生活肯定要花一些，但是必须考虑先还债。”她说，因为追刘德华，家里至今欠着两万多元债。“爸爸走了，这个债就该我还。当然要分个缓急，人家急需的要先还，比如徐天民借给我们的9000元是他从别处借的，该先还。”另外是尽快办好低保，“毕竟没有收入。”而最让杨丽娟记挂的是：给爸爸补办个像样的葬礼。“现在确实没能力，买个墓最便宜的要几千。”她说，目前她只好先把父亲的骨灰盒寄存在骨灰寄存处，“先寄存两年，等有能力了一定要补办，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入土为安，不能总这么寄放呢？”
“这些都需要钱，你觉得该怎么办？”记者试探着问。
“捐款？我觉得那是靠不住的。”她说。随后她对记者关于捐款只能救急，要改变现状只能靠自己的说法表示认同。她说，外界说的她什么都不想做，不想回归正常生活其实不对。“我现在很悲痛----失去父亲确实让我难以一下缓过来，也许这是我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的悲痛。换了别人恐怕也不例外，除非跟过世的亲人没感情。”她说，现在暂时不考虑做事，并不代表今后也不做，“等缓过劲来会计划这些，不然我们怎么生活？”她说，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安静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有一些想法，但是我现在不敢说，一说我怕又引来议论---我已经承受了太多议论了。”
“也许现在很多人都在议论你，但如果你能一点点改善自己的生活，慢慢地过得好起来---当然这需要过程，经过这个过程人们也许会对你另眼相看的。”记者尝试着说。对此，杨丽娟表示认同，她说现在不指望生活一下子变好，只希望逐步有所改善。
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只要爸爸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杨丽娟，但通过两天的接触，记者发现她并非像外界所言的那样缺乏理性，不愿回归正常生活，甚或想出家。相反，她仍然对生活抱有希望，但很害怕因为自己的过去而受到外界的刺激，担心承受不住压力而不能回归正常生活。
记者：现在怎么看刘德华？还想追她吗？(杨丽娟表示不想谈关于刘德华的任何话，出去倒垃圾了。而杨母接过了话头)。
杨母：现在看来刘德华根本就不值得一家人那么痴心地追，我女儿跟其他追星的人是不一样的，他怎么可以那么说我女儿(不忠不孝)，他这样说我女儿怎么承受得住？……她爸爸跳海身亡后，我们曾经很希望刘德华出来公开道歉，但现在看来估计是不可能的，他不会这样做的，他还要顾全他的面子……
记者：现在想想你们一家人这样追刘德华值得吗？
杨母：现在想想，为追刘德华付出了太多，甚至付出了她爸爸的生命，代价太大了，太不值得。
记者：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值得吗？(杨丽娟刚刚倒了垃圾回来)。
杨丽娟：(突然很难过地)当然不值得，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我只要爸爸，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记者：有人说你要出家了此一生，但给我的感觉你并非想出家，你完全可以好好生活。
杨丽娟：我现在不是没出家么！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我说过自己以前读过佛教的书，比较喜欢佛教吧，就被人当成了想出家。
记者：我觉得你并非不想改变自己的现状，可是感到你又很焦虑，是不是担心外面怎么看你？
杨丽娟：我现在经常都觉得头脑里胀满了东西，外界都在批评我，说我这样，说我那样，我觉得很难受，一想到这些我就头疼。
记者：我看有报道说你刚回来时出门都戴帽子出去，现在还戴吗？
杨丽娟：刚刚回来时，走在大街上就有人认出我，有些人就议论我，甚至还有人走到我面前说我“你现在还去不去香港？还见不见刘德华？哼！”现在好点了，还是要被认出来，还是要看我，但我不理他们，我不戴帽子了。
记者：承受力好点了，还是觉得必须面对这些？
杨丽娟：我觉得我承受了太多，不是承受力大了，而是没办法，我妈妈这样做不了事情，总得我出去跑那些事情(办理父亲的抚恤，办理自己的低保)。遇到人家那样看我，我还是很难受，但是又没办法，所以我就总头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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