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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0年代开始，美国人逐渐意识到正是其防火国策的巨大成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隐患

　　文/舒远

　　自6月下旬以来，2000多处森林大火在美国加州各地肆虐，烧毁面积达90万英亩。为了扑灭大火，加州动用了远至希腊、新西兰，近至加拿大、墨西哥等很多国家以及41个美国州的2万5千多名消防队员，150架直升机和1000辆消防车。美国80%的消防能力全部集中到了加州。然而，在如此大规模地苦战了一个多月以后的今天，30多处山火仍在燃烧之中。

　　与此同时，中国境内也相继发生了一些暴力事件：贵州瓮安发生的冲击当地政府机关事件；杨佳袭击上海公安造成6死5伤血案；昆明公交连环爆炸……

　　美国西部的森林大火和上述暴力事件本来性质各异，互不关联。但是，同时发生在地球两面的这些事件，其深层次导因或许有着惊人的一致。探讨加州历史性火灾的成因有助于我们根除上述零星事件发酵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隐患。

　　加利福尼亚这次规模空前的森林火灾的直接导因是6月21日的雷电风暴。但是，其更为深刻的原因却是曾经在美国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杜绝所有森林野火的国策。正因为这一国策的巨大成功，今日的美国森林灌木丛生，枯树横陈，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燃料库，稍遇火种，往往就会酿成无从遏制的巨大火灾。

　　这样的现状决非美国人尤其是美国政策制订者的初衷。恰恰相反，美国人当年制订根除所有森林野火的国策时是充满了善意和理性的：将美国的森林资源悉心保护起来，为人类、为子孙后代造福。

　　1905年美国森林服务局成立，开始专职保护美国联邦政府拥有的近二亿英亩森林。森林保护的首要责任自然是防火，重要手段是公共教育和宣传。林务局印行了不少招贴画，号召人们防御森林火灾。

　　但是，从60年代始，美国人逐渐意识到正是其防火国策的巨大成功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巨大隐患。

　　原来，由雷电等自然现象所引起的森林大火本是自然界生养繁息、吐故纳新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不时因自然现象而起的野火可以烧掉森林底层新近长出的低矮灌木和新近倒下的死树而不至于伤及多年生的高大树木。这样的燃烧既不会造成大规模扩散，也可以给森林补给肥料，还可以给新树苗以发芽的机会。

　　而一旦这种低度燃烧不再光顾，森林下的灌木会无限滋漫，倒掉的死树也会积年累月，形成巨大的燃料库，一旦山火发生，就极有可能连带高大的古树一起燃烧，形成不可遏制的巨大灾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刚到美国不久，对美国的森林还嫉妒不已时，听到林务局官员不可思议却又非常诚恳地说：我们的森林非常不健康。

　　确实，在今天的美国谈及森林健康时，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指美国森林中数十年积攒起来的燃料隐患。为清除这一隐患，美国人已经做了多年的努力，采用改组燃料(靠人工和机械将灌木和过剩树木捣碎)和控制燃烧或规定燃烧(在适宜的天气和地方，进行有计划的低度燃烧)等一系列措施。但是，要消除积数十年而形成的巨大隐患谈何容易。2002年，亚历桑那、加利福尼亚、科罗拉多和俄勒冈等州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火。

　　中国近年来社会安定，经济飞速发展，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决条件之一正是长期的社会稳定。在这一点上，中华民族是有着空前共识的。但是，我们在追求社会稳定的过程中有没有像美国在追求森林安全时那样在无意间埋下不稳定的隐患呢？近期连续发生的暴力事件是不是在显露出某种端倪呢？一些领导就敏锐地洞察到了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

　　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就痛斥干部们一再打压群众，形成冰冻三尺的局面，从而成为瓮安事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也尖锐地指出民意不畅，自然形成“言塞湖”局面，决堤泛滥就是必然结果。

　　溢洪道于堤坝的安全和野火于自然界的生养繁息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样，人类社会也须要某种形式的排解和疏通。现代社会大都以民主参与和公民权力作为清除过剩燃料和排泄危险积水的措施。这些措施，有时看起来杂乱无序，甚至很危险，就像控制燃烧。但是，它们于一个社会的长久健康和稳定却是必不可少的。也正像控制燃烧和溢洪设置一样，这些措施在相对稳定时积极有序地导入尤为必要。

　　因为只有这样，才不致失控，而防患本就应该于未然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