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21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21日发表谭中题为《“Chindia”中印大同前景光明》的文章说，在1月18日《人民网》上看到《环球一周：辛格访华为Chindia加油》，感触无比。这Chindia英文字不是我所发明(它的发明者是印度友人、现任印度商务部长兰密施Jairam Ramesh)，我把它译为“中印大同”。我长期在印度宣扬“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被人嘲笑为“理想主义者”，孤掌难鸣。这次印度总理辛格(辛格)于1月13至15日访华，我除了应邀为《中国日报》1月14日特刊写了一篇短文外，没有参加媒体宣扬，却看到“Chindia”和“中印大同”不断出现于舆论，不禁想起唐人岑参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文章原文摘录如下：

　　回想起家父谭云山在新加坡，1925年为《叻报》创办《星光》文艺副刊，1926年为《新国民日报》创办《沙漠田》文艺副刊，1927年会见印度诗圣、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泰戈尔，由于两人都心怀“Chindia”理想，因此一见如故。那次会见对中印两国文化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泰戈尔是印度文献记载中最赞扬中国、最主张中印友好的。1924年他在中国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七次讲演，热情洋溢。他说：“我经常对自己说：中国人是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创造了整整一世界的绚丽。”“我是来(中国)要求你们重新打开交往渠道的。”“让那貌似屏障变成联合我们的通途吧”。

　　泰戈尔在北京时，清华大学梁启超等曾经答应派人去他的国际大学开展中国研究但未兑现。1927年他向谭云山旧话重提，谭一口应允，1928年就去了印度，把实现“Chindia”当作终生事业，一直到1983年他在菩提场中华佛寺圆寂为止。人们称谭云山为“现代玄奘”，今年正是他入印80周年。

　　1933年谭云山在《印度周游记》中写道：“中印这两个姊妹国家”的关系是“特别重要中的特别重要”“无论讲世界和平也好，讲世界革命也好，讲人类文明也好，讲人类亲善也好，如果中印这两个民族不切实联合，共同努力奋斗，这种目的是断断达不到的，而且是无法进行的。”

　　谭云山早年在泰戈尔身边工作，结识了常去拜访诗翁的“圣雄”甘地和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等民族运动领袖。他于1933年在南京成立“中印学会”，1934年在印度国际大学成立“Sino-Indian Cultural Society”(两者是一码事)。“中印学会”筹款在1937年为国际大学建成“中国学院”(谭云山担任院长一直到1971年退休)。后来发现，印度共和国最早的三位总统普拉沙德博士、拉达克里希南博士和侯赛因博士都曾经是“中印学会”会员。

　　谭云山和尼赫鲁的交情很深。1983年听到他逝世的消息后，尼赫鲁的女儿、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写信给我悼念他说：“泰戈尔师尊和我父亲都敬爱他”。尼赫鲁在1938年写给谭云山的信中说：“中国和印度在过去的许多世纪中对人生持有一定的理想。在今天的世界上，这些理想应该对不断变化的环境有所适应。我相信我们两国会在世界和平、自由的大业中共同合作，但无论是幸运还是倒霉的时候，我们谁也不会为了寻求暂时的好处而把自己的灵魂抛弃。”

　　　今天重温这些有关“Chindia”的言论，颇有如同隔世之感。有两方面隔绝的感受。第一，在现代中国文化生活中，人人都在“寻求暂时的好处”，“灵魂”(尼赫鲁的意思是“天良”)是没有人问津的。最近几年我到中国去为“Chindia”造势，感觉到年轻一代缺乏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不知何年何月才会重新出现“西天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谭云山了。

　　第二，当代国际舆论(包括印度和中国传媒)是被“逞强”的气氛污染，过去中国、印度默默无闻，现在突然崛起，人们就大谈“龙象互斗”。这次印度总理刚从北京回国，西方传媒又炒“龙”与“象”之间难以相处，还说中印两国之间有“瑜亮情节”，令人啼笑皆非。

　　从历史发展与整体观念来看，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规律，可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大国风度、紧邻效应、四成人类、交心多益。去年4月在深圳《中印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指出，1962年中印边境一场恶战以后，印度政府仍然坚持台湾属于中国。尼赫鲁是那一仗的最大“牺牲品”(健康被打垮，不久过世)。但他在停火以后在国际大学讲演时说：“我们不与中国的伟大开战”，“中国人民不是我们的敌人”。

　　2003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他和印度人民党领袖公开说：“中国是我们的邻居，搬不走的。”这就应了中国著名印度学家季羡林1991年所说的，中印两个邻国是“天造地设”。俗话说：“老鹰不吃窝边草”。美国全球外交政策那么凶猛，和加拿大却从来保持和平友好的边界，值得中国借鉴。

　　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是世界的百分之四十。1月15日辛格总理在北京社会科学院讲演中说：“像中国和印度总人口达到25亿的这种规模的国家开始释出创造性能量之时，对整个世界必然影响很大。全世界都看到这点，也怀着莫大兴趣注视。”从这一点看，中印关系不但需要大国风度，而且是对全人类(至少是对人类四成)应尽的重大责任。

　　“交心多益”，不言而喻。梁启超讲过一次他和泰戈尔的谈话：“泰氏有一天见我，说道：‘我不晓得什么缘故，到中国便像回故乡一样，莫非他(我)是从前印度到过中国的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经有过他(我)的自由生活。’”泰戈尔向梁启超要中文名字，梁为他取了“竺震旦”，成为历史佳话。

　　如果印度有成千上万个泰戈尔、中国有成千上万个梁启超，即使有十个、百个中印边界纠纷也会迎刃而解的。“中印大同”前景光明岂不是明摆着的事实吗！